世纪之交，我们已看到21世纪的曙光。和平、公正与共同发展、进步，最终将成为全球社会的主旋律。这并非只是新的千年来临时的美好祝愿，而是许多人对未来的理性思考。回眸百年，人类虽然经历了亘古未有的劫难与血腥，但也确实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文明成果。仅就中华民族而言，她虽也历尽屈辱、压迫、苦难，但终归觉醒，经过奋争迎来了解放和复兴。
伴随着世界科技的日新月异，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日益加快，地球变得越来越小，人们的视野则越来越大了。“消息树”的影子还留在你的记忆里，而移动电话已悄然飞入普通百姓家；二十多年前教科书上跨国公司还是“帝国主义垂死性”的代名词，不久前数十位著名跨国公司首脑竟齐聚上海，出席题为“中国：未来50年”的《财富》全球论坛；女娲补天，原本是先民留下的美丽传说，谁能料到，当今的我们为了国际环保，同来自世界各地不同肤色、不同信仰的朋友，共商保护臭氧层的“补天”大计。
面临一个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共存的世界，我们必须从一种“全球”的视角，审视自己并直面世界，志存高远，高度自觉地站在时代的前列，迎接历史的发展机遇和来自不同方面不同形式的挑战。
不久前，我国一位领导人在会见外宾时说：“一个民族要不断进步，就必须及时经常地检讨自己，总结经验，既要看到已取得的成绩，又要正视出现的失误，更要记取付出沉痛代价换来的刻骨铭心的教训，切实改正错误，改善工作，改革一切阻碍发展的不合理的体制；一个民族要跟上时代，就必须大胆地融入国际社会，善于同其它国家和民族进行广泛的交流与合作，学习和借鉴外来的一切文明成果，取诸家之长，走自己的路。”我们认为，这些话是很对的。
中华民族有着崇尚历史的传统，所谓“以往知来，以见知隐”，“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讲的都是学习历史智慧，记取经验之重要；中国传统文化也有着开放的一面，所谓“有容乃大”，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汉唐时期对外来文化的积极吸收与包容，五四运动时期倡导“德先生”和“赛先生”，向为史家所称许。历史更将以浓墨重彩记下新中国成立后的50年，是它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使中华民族更为成熟起来。尤其是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共党人关于改革开放政策的制定，“三个有利于”标准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一国两制”构想的实施等等，无不表现了当代中国人的高瞻远瞩和大智大勇。这是一条中国走向繁荣富强、民主自由的必由之路，未来行程中的任何坎坷、曲折和困难，都无法阻挡我们勇往直前。不知“今是何世”的桃花源已不复存在，发自守旧冥顽者的不谐和之音，也必然被时代的脚步声所淹没。
以“爱国团结，弘扬中华优秀文化；求实存真，秉笔直书古今大事”为主旨的《炎黄春秋》，至今创刊将近九年，其所以能在没有公款支撑、没有权力机关派订的情况下，在报刊市场的潮汐中一直占有一席之地，得到广大读者的关爱和支持，首先赖于刊物所表现的较深的思想内涵、较高的文化品位，以及实事求是、崇尚真理的品格。我们今后将继续朝这个方向努力。
我们已经注意到，有的历史学家在回顾20世纪历史学的发展时指出，“一百年来，历史学应汲取的重要教训之一，就是如何处理历史与现实的问题”，“为现实服务，必须以尊重历史事实，尊重客观规律为前提，必须尊重历史学自身的科学性。只有实事求是，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揭示真相，才能昭示真理。给人们以真知和新知，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任何以现实需要为借口，随意剪裁历史都是不能允许的，都是对历史的歪曲和篡改。历史学要保持相对独立精神，不能变成政治的侍婢”。我们认为，以上所述，是与毛泽东在1957年一度倡导的“独立思考”、“百家争鸣”的精神相一致的。本刊愿为创造这种思想的、文化的氛围而努力。21世纪远程化和多媒体化的信息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读者对我们的要求也将会越来越高，我们也很愿意利用新的传媒手段，充分利用中外新发现和新解密的史料，利用中外专家新的研究成果，对重大的历史人物和事件作更准确、更符合实际的描述。
这些话，就是世纪之交我们要向读者表白的。
我们迎来了2000年，迎来了21世纪。
在这喜庆的日子，我向《炎黄春秋》的编者、作者、读者致以良好的祝愿。
《炎黄春秋》是一本以普及当代和近代中国历史知识为重点的刊物，是一个创办多年、深受读者欢迎的刊物。它的作者大都是他所叙述的那一段历史的见证人，或者是对那一段历史作了一番深入研究的人。它的读者是对增进自己历史知识有兴趣和愿意接受历史教育的人。既然《炎黄春秋》是这样的刊物，我就想在这里讲一下写历史、读历史、对待历史的基本原则。这个原则我认为就是题目上的：崇尚真实、崇尚独立这八个字。
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讲了宗教、哲学、艺术、道德四种主要的社会意识形态。我想多用一句话来表述四者的基本特征：
——宗教之为宗教，要求人们对之膜拜；
——哲学之为哲学，要求人们对之信奉；
——艺术之为艺术，要求人们对之欣赏；
——道德之为道德，要求人们以此自律。
崇尚真实、崇尚独立，就是对待历史的道德准则。历史本来就是对过去的事实的记载。写历史必须真实，理应如此。行其所当，行其所该，即自律，是道德的。行不当、行不该，就是不道德。在“当”或“该”字上加上一个“应”字表明此“当”此“该”出于理性认识。无此认识，就要用舆论力量使其觉悟，监督其实践。道德依靠舆论，不似法律依靠国家强力。
道德不依靠强力，但强力却可以阻碍按照道德行事。古今不乏强力干涉、不许真实地写历史的事例，因此崇尚真实与崇尚独立不可分离。历史可为婢女，实用主义者如是说。然为马克思主义所斥。向后看为的是向前看，就是用真实的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教育来者，不重犯或少重犯历史上犯过的错误。千万不要忘记过去，忘记过去就把握不了未来。我祝愿《炎黄春秋》一如既往崇尚真实，任凭风吹雨打，雷鸣电闪，我自岿然不动。读者喜欢看崇尚真实、崇尚独立的文章，喜欢崇尚真实、崇尚独立的刊物。
我认为自己今天应当、应该说这样的话。 1999年12月
世纪之交又千禧来临，大家感想甚多，尤其我等耄耋之人。多年以来，关于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优劣胜负，人类社会的进步究竟依靠什么，这个问题总萦绕脑际。
三十年代苏联计划经济的成就曾对资本主义发生过正面影响；卫星上天，载人飞船，苏联都曾先于美国。可是，谁能料到苏联、东欧红旗落地呢我们走过30年弯路之后，近20年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才取得了今天的成就，按照过去的说法是“修透了的修正主义”。当然，今天也还有人想揪住“姓社姓资”大做文章。《共产党宣言》中说：“资产阶级除非使生产工具，从而使生产关系，从而使全部社会关系不停地革命化，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这一百多年来，资本主义似乎根据马克思的“指示”在发展在变化，不仅没有“垂死”，没有“一天天烂下去”，反而经济全球化，科学技术日益左右经济的发展，知识资本日益取代人力、技术资本，推动人类社会进入信息时代、知识经济时代。我们经过“三面红旗”和“十年浩劫”之后，终于认识到商品生产不仅不能废除，而且经济发展离不开市场机制，要走“一个中心”，“三个有利于”、“发展才是硬道理”的道路。关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几十年的对抗，两者之间的优劣胜负，人们可以作各种各样的议论，但“你死我活”的局面大概是不会出现了，今后很可能求同存异地活下去，是否最后走向一种难分彼此的“全球化”或“大同世界”呢任何智者也料不到百年以后的变化，但可以肯定的是，强扭的瓜不甜，历史发展自有其内在规律。迄今为止，人类社会进步最大的变化还是从封建主义变到资本主义，而社会主义还不成熟；西方、东方几百年间，影响前进与后退、发展与停滞的究竟是什么呢这个问题大概是可以求得共识的。
80年前的“五四”运动为我们送来德、赛两位先生，否则，马克思主义与共产党也进不了中国。我们靠高举自由民主的旗帜打倒了国民党，建立起新中国。因此，革命与建设要依靠民主与科学，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此外呢从资本主义看，还要靠法治和市场经济，人家早已行之若素，早已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克林顿绯闻的热闹与冷却即最近一例)。可我们呢“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农民卖个鸡蛋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是一个有几千年封建专制主义传统的国家，根植于士农工商，土壤深厚，没有民主与科学的传统，也没有法治和市场经济的传统。不幸的是，这个传统也根植到我们革命的共产党，我们曾长期以封建主义反对资本主义，搞“马克思(实为斯大林)加秦始皇”。因而出现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十年“文革”及其红卫兵运动，“造反有理”，“砸烂一切”，将民主、科学、法治、市场经济统统踩在脚下。至今回顾，仍不寒而栗。邓小平深感这个问题的严重，1980年做了要彻底肃清封建专制主义的报告：《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可惜的是，其中讲到的种种措施，20年来未能认真落实，如直到现在，权力导致腐败的问题仍难以解决。
《炎黄春秋》创办了九年，针对历史讲真话，发表了许多有影响的文章，赢得社会上广泛的好评。去年发表的《批判封建主义是跨世纪任务》、《庐山会议四十周年感言》、《关于个人崇拜的历史反思》等文章，比较深刻地批判了封建主义和“左”倾思潮。我希望《炎黄春秋》今后结合人物与史事，多组织一些好文章，在肃清封建专制主义和宣传民主、科学、法治和市场经济方面，作出更大的贡献。
总结人类社会进步的经验教训，21世纪就要来临之际，我认为民主、科学、法治和市场经济，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我爱读《炎黄春秋》杂志，有时也投篇小稿。我忝列这个刊物的特邀编委，提过一些建议。我跟她息息相通，是因为思路完全投合。
《炎黄春秋》坚持正面宣传。我理解他们说的正面宣传就是实事求是，实话实说，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更不是凭一己好恶阐释事物。我年逾八十，终生从事新闻工作，过去认为知道事情不少。“文革”以后，全国拨乱反正，我发现这种看法不对，许多事情我不知道，若干大事所知不确不实。《炎黄春秋》选择一般读者关心的大事，加以介绍，加以澄清，对过去流传的若干不确、不实的说法加以纠正。这对开拓我这样的读者的脑筋大有好处。我余年不多，临终前能多些清醒是大幸事。
任何个人、团体、政党都难免犯错误，问题在于所犯错误的性质、轻重以及是否接受教训，改正错误。50年代，《人民日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写过阐述人为什么犯错误以及如何纠正错误的“思想短论”，说清楚了这个问题。
现在有的文章所以吞吞吐吐，说白了，就是在对毛泽东主席的评价上有不同看法。有些文章讳言毛泽东后期确实犯过错误，任你笔下生花，文章也难理直气壮，因为不符合事实。毛泽东为人民、为国家日夜操劳的巍巍功勋是明摆着的，任何人都无法抹煞。他在“大跃进”特别是“文革”中的错误也是明摆着的，任何人都难以否定。坚决按照中共中央的决议办事，就一通百通了。
我有一个孙儿上初中，他的一个同学不久前认真地问我：“我国真发生过‘文化大革命’么”我大吃一惊，说：“这还有错我从头到尾都经历过。”还就我受“锻炼”的经历说了一些事实。他又问：“‘文化大革命’是谁领导的”我说：“当时报纸说了许多遍，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他说：“不对吧!国庆五十周年，报刊上光说毛主席英明，正确，总做好事，他怎么能发动‘文化大革命’呢”几句话说不清楚，我用近半个下午，也不知道说清楚没有。
我熟读《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这个文件作为思考、判断一切问题的指针。我认为文件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是完全正确的。不能要求报刊上每篇文章都说得面面俱到，但要求它们掌握全面的精神。全面，才是真正的正面，才能真正令人心服。
我们迎来了2000年，迎来了21世纪。
中共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这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我建议《炎黄春秋》为这件大事多出力，不只是在新的一年里多出力，而且在新世纪的许多年里持续不断地多出力，锲而不舍地多出力。
我说这是划时代的，也许有人不赞成。他们可以拿出我国历史上许多认真执法的事实和美谈来，比如“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他们可以说，不论这句话能不能行得通，总不能否定我国存在着这种崇尚法治的好传统吧。
不错，但那是封建帝王“以法治国”，是人治。十五大提出的是“依法治国”，是民主的，是法治。两者一字之差，本质上却有天壤之别。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我才这样热切地希望《炎黄春秋》多出力。这里我讲三点理由，我想这两者的区别必定包含这三条，对不对请各位指教。
首先，任何社会都得有法，所谓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者是也。问题在于那法是怎么来的，是谁的。王子犯法不行，那么王呢皇帝呢原来，王或者皇帝根本不存在犯法不犯法的问题。法是他的，是按他的旨意制订的，是他用来治理天下的手段，宰制天下的工具，所以俗话也就把他的话叫做金口玉言，把他那法叫做“王法”。旧社会老爷们骂人：“你小子眼里没王法!你反啦!”反是造反的意思，那是杀头的罪。革命党人造反夺取政权，确实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帝王自称天子，上天的儿子。他今天这样说是奉天承运，明天那样说还是奉天承运。可见那“天”，也不过是他的“伞”。
我还可以讲个故事。古时候有个人躲避不及，惊了皇帝的车驾。皇帝开金口，把那个人交给管司法的大臣处理。后来皇帝发现那人竟没有判死罪，很不高兴。大臣回奏说：如果陛下您当时就把他杀了，一点事儿也没有；现在交给了微臣办理，按陛下的法，此人罪不至死，微臣不敢违背陛下的法。这个大臣有胆有识，我很佩服。实践中他敢于严格执法，理论上他头头是道，他的实践有理论的指导。他深深懂得，法是他陛下之法，他陛下拥有任意生杀予夺的特权，他陛下是在法之上，而臣民必须守法。
其次，我们要注意“王子犯法”那句话里面那个“犯”字。封建社会的法，都是帝王用来限制臣民的绳索。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有个很有名的故事，叫做“约法三章”。他灭了秦国，进入京城咸阳以后，召开群众大会。他说：“父老苦秦苛法久矣!吾……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就是说，除了不准杀人、不准伤人和不准盗这三条，别的他都不管，秦朝的法律一概废除。这是当初的话，后来坐稳了江山，当然又立了新法。不过不论哪朝哪代，封建时代所有的法，都是不准这样、不准那样，基本精神是对臣民权利的剥夺、限制、约束、禁止。
再次，古代某些人希望王子与庶民平等，其实根本没这么回事。相反的倒是“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后半句也越来越显出是空话，皇帝在朝廷上杖打大臣，明朝更成了常事，部长级的大臣也当众扒下衣服来打，有的当场打死了。这样侮辱和打死大臣是否于法有据，我不知道；但是古书上有个名称，叫做“廷杖”。前半句“礼不下庶人”却是真的。特别是到了独尊儒术之后，儒家的三纲，既是封建社会道德的精髓，也是封建帝王立法的准则。在君臣、父子、夫妇三对关系之中，前者是后者的纲。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妻必须绝对服从夫，夫有休妻之权。根据这个准则推衍开来，尊卑上下，等级森严，民不得告官、下不得犯上，王子岂可与庶民同罪呢。
对照这三条，就可以看出“依法治国”根本不同。首先是法律至上、宪法至上。其次是宪法和法律保护人民的各种权利不受侵犯，是人权至上。再次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新中国是1949年建立的，但是直到改革开放以后，1982年中共新的党章才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也是到1982年，新的宪法才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事业单位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又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还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然后到1997年的十五大，才进一步确定“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到1999年修改宪法，才相应地增加了这个内容，作为第五条的第一款。由此可见，这件事有个进步和发展的过程，而且进步很慢、很艰难、很不容易。
我们这个国家，封建主义的历史太长了，包袱太重了。老百姓被束缚、被管辖、被压制太久了，几千年来大家只知道千万不可犯“王法”，而完全不知道自己有什么权利，甚至根本没往这方面想过，根本不懂得往这方面想，知识分子也是这样。我们不能不承认：我们太愚昧了!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太落后了!我这里写的是“我们”，指的首先是我自己。我自己也凑凑合合算得是个知识分子，还是个所谓的“高知”，也是那样愚昧，具体事例这里就不说了。
我们党领导人民打天下花了28个年头；要真正实现依法治国，从1978年改革开放算起，恐怕也还要花更长更长更长的时间。过去是无法可依，现在是有法难依。“徒法不足以自行”，这句古话有道理。但是时至今日，这不仅仅是官员们的事，也不是执政党共产党一党的事，而是全国人民的事，是大家自己的事。所以我希望《炎黄春秋》持久地多出力，锲而不舍地多出力。大声疾呼，唤起全国民众、首先是知识分子，一起来奋斗，一起来争取，一起来促进。
我说这些话，战战兢兢，生怕开黄腔，因为我自己也还是个法盲。又因此之故，我还曾打算出几个题目，请编辑部组织专家写些文章，我也能从中受到教益。仔细一想，由编辑部直接向专家们请教，岂不更好我只想再着重说一句：悠悠万事，唯此为大；这件大事有许多文章可做，应当做，必须做。 1999年11月8日，北京
《炎黄春秋》现在的影响比较大，也很好。根本原因是由于它内容充实，反映了很多重要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真实情况，纠正了不少历史上的讹传与不实之处，内容认真严肃，不哗众取宠，与今天某些不大真实的所谓“纪实“作品大不相同。刊物在形式上也大方朴素，编排醒目，不像目前很多报刊，满目花梢零乱。
我希望刊物今后一二年内，在坚持已有优点的同时，还能逐渐在总体规划上再有所扩大和改进，使内容更丰富些。
第一，刊名既叫《炎黄春秋》，似乎对古代中国文化的重视也要有所兼顾。即加强反映近代以前中国文化的光辉成就。当然，这要十分注意科学性，决不能搞民族自大主义。凡可以确定是中国创造和发展了的一切重大科学成就，就应当予以宣传光大；如果不能确证的，即使是外国专家曾经大力宣传表扬过的，我们也要十分注意它的科学性，不宜盲目轻信并任意加码。但对于有些确是我们的发明，如雕版印刷术，近几年有人说是外国某地比我们早出现几十年百把年，这是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就不宜只在专业出版物上讨论了。我有一个朋友写了一篇论文，有理有据、态度谦和地论证了那件木版印刷品比中国现存的最早印刷品大约晚了好几十年或百多年。像这种类型的文章，建议刊物可多登一些。
在这个问题上，决不能感情用事，严格的科学要求永远是第一位的。正确的立场是既不妄自菲薄，也决不妄自尊大。
第二，建议在对中国近现代史问题的研究上，要推动和坚持实行“双百”方针。仅以一系列革命运动或不一定是革命的“革命”运动来基本上代替近代史的研究，恐怕不是个办法。应该全面地研究近现代史，我以为凡是有利于推动中国生产力发展，有利于推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不论它叫改良也好，变法也好，维新也好，官也好，民也好，似都不能一味否定。列宁称1825年俄国要求改革的“十二月党”人军官为“贵族革命家”，这些人似乎并不强过谭嗣同。太平天国、义和团，尤其是对义和团，现在不少研究者对它们是否定的，我以为这些都完全在自由研究的范围之内。《炎黄春秋》要坚持和谨守“双百”方针，这有助于近代中国史的深入研究。进步、反动只有一个标准：谁有助于生产力的发展，谁有助于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削弱，就是进步。我以为这才是真正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正道。
第三，仍然要努力弄清近现代史上的一些过去讹误和未弄清楚的问题。这做法因同传统的说法不符，所受的抵抗很大。但以可靠的、有根有据的史实为据，那就于理于法都无所惧了。《炎黄春秋》对此事的态度历来很严肃，此点自应加强才好，对其文章长短可不必多虑。
第四，要加强对新中国五十年来伟大成就的介绍。这方面的介绍一般要同人物介绍结合起来才好，这样可读性就强了。两弹一星的重要性不用说了，像袁隆平水稻杂交优势可遗传的巨大成就，全国不少在乡退休退役干部军人、乡村老农一生改造自然的巨大成就，以及时传祥式的新老英雄都应该大大加强介绍，因为这些无名英雄才更是中国民族的脊梁。
第五，加强对在华有功外国人业绩的介绍。中国今后永远应当按照邓小平同志提示的“面向现代，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方针办，永远不能再走闭关锁国、自我陶醉的老路了。对历史上一切推动科学知识全球化的人，我们都应该予以适度的赞扬和肯定。有些外国人长期在中国做了传播科学知识的工作，只要他不是侵略者的职业间谍和别动队，凡在中国传播科学事业上做出了较大贡献的，我们都应该予以郑重表扬介绍。记得解放初期曾经宣传过北京故宫的主要建筑设计师一个是越南人，还有一个是尼泊尔人。如确，现在还应重新宣传。类似事件，中青年人不知道，经1957年后宣传上的大变化，老年人也忘记了。
还有，例如在抗日战争时期，究竟有多少有哪些日本进步人士和日共党员在冒着生命危险，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在敌占区中共地下情报人员领导下工作，其中功绩卓著并为此而牺牲了生命的烈士们，刊物就该表而出之，予以高度的颂扬才好。我在同尹骐同志(《潘汉年传》、《潘汉年的情报生涯》二书作者)的交往中，得悉是有这么一批日本革命家的，其中一个杰出人物，好像还是日本已决定南进发动太平洋战争的首相近卫文磨的秘书(这个人好像牺牲了)。这些英雄们中的一个，还曾经特别到大连去侦察过日军的动向，看见日军诡秘地在大连地区大规模演习登陆战，这显然不是北进而是南进的迹象。据上述尹书所述，潘汉年曾向延安发出日本将采取南进方针的重要情报六七次之多，成为斯大林相信日本将南进的重要情报之一，因此，在1941年11月莫斯科危在旦夕的情况下，才敢从亚洲调走若干个师去增援莫斯科前线。
斯大林死后，苏联授予被日本军阀杀了的苏驻日秘密情报员德共秘密党员佐尔格以“苏联英雄”称号，成了苏联无人不知的英雄，但同样性质的日本英雄们，至今却无人知道。在电视剧《潘汉年》中有个别日本革命者和日共党员出现过，可见已注意及此，但是一晃而过，谁也不知是怎么回事。我建议对于这一类真正助华的外国英雄人物，贵刊都要予以系统的介绍和歌颂，以表示中国人民对他们世世代代的感激，并借以加强和扩大中国人民对外开放的胸襟和气度。
另外，明清以来的传教士，如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等，他们在中国传播了科学知识，如符合前述条件，就应该作客观公正的评价。在中国，西方的现代医学基本上是外国人办的。据我目睹，我家乡四川一个大县在二三十年代县城内仅有的两家医院都是外国人办的，而且很好。整个中国的新式医学教育，差不多全是外国人开办的，怎么能不客观地估计人家的劳绩呢又如，我听说，长期在北京大学执教的美国著名地质学家葛拉堡教授所直接教过的学生数目，比中国地质学界的三大泰斗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所教过的学生总数还要多得多。这人的贡献究竟如何，是否应该研究一下呢再如，清末或民初时，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震芬勘察估计，中国山西地区的煤炭藏量是世界少见的丰富地区，有所谓全部开采出来足供世界二千年使用之说。后来渐渐听说此说无据，过分夸大。现在看来，这说法可能不大确切，但他估计山西煤炭藏量极端丰富的基本价值，是不是仍然十分光辉呢。
外国科学家对华关系中还有一个很微妙而又属于“地雷”区的问题，即一些外国考古学家在中国西北骗走我国大量宝贵文物问题。一切要以时间、地点、条件来考虑问题，那时中国连北京、上海也没有保存、研究这些文物的各种条件，更不要说在西北的甘肃、新疆这些地区了。一批俄、法、英的考古家骗走了中国的大量珍贵文物，这是我们要永远予以谴责的，但他们拿去后并没有破四旧或埋入地宫，而是保护、整理、珍藏，公开陈列，并供全世界一切人士自由研究。在这一点上，他们同英法联军毁圆明园，八国联军大毁北京的匪徒行为恐怕是不能等同的。
中国现在是世界的中国了，以后必须也永远是世界的中国。爱国主义永远是首先需要的，但也要尽可能考虑得全面些，不走偏狭的爱国主义之道。
《炎黄春秋》是一个很受读者欢迎的刊物。这几年在批判封建主义、肃清“左”的思潮的影响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进入下一个世纪，《炎黄春秋》还应当把批判封建主义作为重要问题来提倡。正如邓小平指出的：“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这个意识形态的格局，至今仍在阻碍着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进程。
由于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铸成了根深蒂固的封建主义的基础。在20世纪，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都曾经对封建主义发动过批判。辛亥革命打倒了皇帝制度，但皇帝赖以生存的封建的社会基础却没有触动，终于导致资产阶级革命派拱手向封建主义让权，使政权落到封建主义代表人物手里，并且相继出现了袁世凯、张勋帝制复辟。五四运动中民主和科学的提出，以及“打倒孔家店”的呐喊，严厉地批判了封建道德和伦理纲常，曾经给封建主义以沉重的打击。但在“五四”之后，国民党政要戴季陶、蒋介石凭借着封建主义的深厚土壤又举起孔孟之道，篡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并反对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实行土地改革，以及进行基层民主建设，狠狠地打击了封建主义的社会基础。但是，过不多年，封建主义便又变换面孔，侵蚀了党和国家的机体，终于酿成带有严重封建色彩的“文化大革命”的爆发，重兴了文字狱，许多专家、学者、知识分子罹难，使党和国家的制度遭到严重的破坏，经济濒临破产的边沿。最近几年封建糟粕又沉渣泛起，什么修坟墓、建祠堂，什么二十四孝图、老皇历纷纷出笼。而在意识形态方面，有人则热衷于宣扬孔孟之道，提倡新儒学，叫嚷二十一世纪是儒家的世纪。至于宣传封建主义的书籍更是随处可见。“法轮功”事件的出现，不能不说是封建主义对社会主义社会侵蚀的一个后果。
封建主义对于社会主义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但批判封建主义却很难。一些有严重封建主义思想的人，总怕批封建主义，会失去那点赖以安身立命的东西。于是他们找出种种借口，说批判封建主义犯忌，会被认为是有所指。其实，封建主义的幽灵对于社会主义的侵蚀是多方面的，从政治主张到经济生活，从思想作风到生活习惯都有可能沾染。例如，邓小平批评过的家长制、一言堂等作风，就不是少数人的问题，许多机关，许多部门，甚至一个家庭都可能出现。而这些消极因素时刻都在影响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 正因为如此，批判封建主义才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旗帜鲜明反对“左”倾冒险屡遭贬谪坚持真理不变
1930年6月，李立三提出把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当作中国革命决定胜负的关键，并制定了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这一计划传达到红三军团，当时上上下下，无不群情振奋，踊跃响应。
黄克诚听到传达以后，却有另外一种心情。他从南昌起义后的斗争实践中体会到，单靠打几座城市求发展，是不可能持久的，只有像毛泽东那样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方可逐步发展壮大红军和革命力量，进而夺取一些城市。想到这里，他给军团长彭德怀写了一封信，陈述了现在不能去攻打大城市的理由。
1930年7月，红三军团攻进岳州城(即今岳阳市)，未及停留，乘胜向东扑向平江，守敌弃城逃走。一些同志提出按中央部署，暴动夺取长沙、武汉的主张。黄克诚在会上发表了反对攻打大城市的意见，和会上多数同志唱了反调。他强调说，目前我们根本不具备夺取长沙、武汉的条件；而只能采取游击军事行动，设法把长沙守敌引到城外歼灭之，若打胜了可相机占领长沙，用此种做法来达到扩大政治影响和扩军筹款之目的。
黄克诚讲了上述意见后，立即遭到与会同志的严厉批评，说这是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有关领导认为黄克诚的思想状态已不适合担任重要领导工作，就撤销了调黄克诚担任纵队政治委员的任命，决定让他继续在支队工作。
平江会议刚结束，长沙守敌何键所部就逼近平江。彭德怀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把主力移到平江南二十里之晋坑就敌。我军将敌击溃后，继续追击到长沙城外。敌人以为我难攻长沙，就派出一支部队向城外出击，待其出城不久，红八军即迂回到其侧翼，将该敌大部歼灭，残敌掉头向城里逃跑，我军紧追不舍，尾敌猛追入城。经过激烈战斗，我军随即占领长沙。这就是我军第一次打长沙，时间为1930年7月28日。
部队撤离长沙后，8月间到长寿街进行整编。由于黄克诚多次直言不讳，发表了不同意见，被认为“右倾”，就调他到第八军四师三团任政治委员。
1931年苏区肃反扩大化时，黄克诚先是对上级指示深信不疑，在部队中也扩大化地进行了肃反，错捕、错杀了一些党员和干部。但是随着第三师政治部几个他非常了解的好干部也被当做AB团抓捕，他很快觉得这样做是错误的，即转而抵制肃反委员会的工作，保护了一些干部。由于他曾气愤地指责肃反委员会滥杀无辜，错捕错杀好同志，并同他们大吵了一通，肃反委员会就怀疑他有问题，说他是AB团分子，于是决定把他抓起来进行“审查”。彭德怀知道后出面干预，责问为什么把黄克诚抓起来肃反委员会当然拿不出他是AB团的证据，就说他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彭德怀说，如真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可以批判斗争嘛!怎么能用抓捕办法处理呢这样，黄克诚才被释放出来。
1932年初，中共临时中央提出集中主力红军夺取中心城市的冒险主义方针，并指示红一方面军“首取赣州”。对此，黄克诚很不赞成，他先直截了当地向上级建议取消打赣州的计划，没有被采纳。又先后在攻打过程中，两次建议撤退，结果被指责为对抗中央路线，“右倾机会主义”。他不服，在会上与批判他的人进行激烈争论。部队过了赣江后，一边行军，一边继续组织批判。黄克诚坚决不服，据理力争了一路，毫不动摇地坚持自己的意见。当他得知毛泽东也不主张攻打赣州时，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看法。当时，红五军政治委员贺昌找他谈话，试图说服他认错。他明确表示，现在不服，将来也不服，不打算认错，准备再争论20年。尽管如此，他与贺昌之间的关系还是密切的。
1932年10月，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召开会议，批评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把多次反“围剿”中行之有效的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指责为“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要求红军在敌人合围之前就去粉碎敌人的进攻，夺取中心城市，争取江西首先胜利。会议撤销了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到后方做政府工作。黄克诚认为，毛泽东的战略指导方针是正确的，撤去毛泽东领导职务，他怎么也想不通，多次说“历史会证明毛泽东是正确的”。
宁都会议之后不久，红三军团政治部在广昌召开干部会议，集中对黄克诚进行批判。会后，黄克诚被调到红三军团政治部任宣传部长，一个星期以后， 他又被调到教导营任政治委员。1932年底，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袁国平调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贺昌又回到红三军团任政治部主任，这时又把黄克诚从教导营要回来，任命他为红三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长。黄克诚与贺昌重新在一起工作后，双方争论仍然存在，谁都没有改变自己的观点，但革命工作还相互配合，不受影响。
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一百万军队对中央苏区和红军进行第五次大“围剿”。黄克诚对“左”倾领导人的错误的军事指挥十分不满，多次向上级提出要求和建议，应该恢复毛泽东的军事领导地位，说只有毛泽东的正确指挥方可力挽狂澜，救苏区于未倒。教条主义领导者说：“黄克诚右到了极点，顽固不化”，但黄克诚仍气愤地说：“没有毛泽东的正确指挥，单靠那几个用洋书本指挥的人，反‘围剿’斗争断难胜利。”
1934年4月21日，博古、李德等以中共中央名义下达了保卫广昌的命令，声言要“御敌于国门之外”，“要像保卫马德里那样保卫广昌”。李德要求我三军团守备队(系我战斗序列之支柱)，“应毫不动摇地在敌人炮火与空中袭击之下支持着”，以消灭敌人之有生力量。黄克诚坚决反对这种打法，拿起电话找到彭德怀军团长说出了自己的意见。彭德怀也与黄克诚看法相同，对李德等人说，如果固守广昌，少则两天，多则三天，三军团一万二千人将全部毁灭。李德根本不听。命令当然还得服从，从4月10日打到4月28日，广昌还是失守了，黄克诚清点自己的部队，痛心极了，有一个营只剩下11个人，同志们的血白白流在这片土地上了。
1935年1月遵义会议上，毛泽东重新取得了党与军队的领导权，黄克诚非常高兴。他也再次被任命为红三军团第四师的政治委员，1937年1月他又被调到红军总政治部任组织部长。
与领导虽曾意见相左顾大局一一妥善处理
1940年10月10日，黄克诚率领的第五纵队与陈毅率领的新四军北上之先头部队，在盐城、东台间的白驹镇胜利会师，完成了党中央赋予的打通华北、华中联系的通道和打开苏北抗战局面的任务，粉碎了国民党妄图把我军限制在黄河以北的阴谋。
黄桥作战后不久，中原局及华中总指挥部意图乘胜攻占曹甸，一举把韩德勤顽军消灭，再西援皖东。黄克诚反复思考后，提出暂时不宜攻打曹甸的建议。黄克诚认为，从苏北斗争形势看，我军刚刚到达淮海、盐阜地区，根据地内部很不稳定，土匪、特务、地主武装到处骚扰暴乱，当务之急应是消灭匪顽，发动群众，巩固根据地，先把脚跟站稳，再相机解决韩。再者，打曹甸与黄桥作战不同，韩德勤新败，退守老巢，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同顽固派斗争的原则考虑，我应站在自卫立场，不宜主动进攻；从军事上看，在水网地区攻坚作战，对我十分不利，第五纵队官兵多为北方人，也难很快适应此种作战。
在华中局及华中总指挥部一再坚持下，中共中央在11月19日批准了攻打曹甸和车桥的计划，遂由华中总指挥部直接指挥此次战役。黄克诚尽管思想上不同意，并提出了自己的不同意见，但按照组织原则，服从上级决定，坚决执行总指挥部的作战命令，率领战斗力最强的所属部队参加攻打曹甸和车桥的战斗，并向华中总指挥部建议增调新四军主力以加强攻击部队。于是新四军第一、第二纵队会同八路军第五纵队主力，在1940年11月29日开始对曹甸实施攻击。
曹甸是宝应东水网地带一个较大的镇子。镇子外面有土墙，墙面筑有碉堡，墙外有水壕，水深三至四米，宽有七八米，是个坚固的易守难攻的防守据点。新四军、八路军共有十个以上的团队参加此次作战。在扫荡外围的陶家村、宋庄等地以后，根据战役进度情况和我军历史上作战经验，黄克诚在12月11日又致电华中总指挥部，对攻打曹甸方法提出6项意见，特别指出不应一味猛打猛攻，那将遭致部队重大伤亡，而应采取持久作战方法，逐步筑垒掘沟前进，并用小部队不断消耗其弹药，在强攻时要集中全部炮火，先予以沉重打击等等。但这一建议未被采纳，12月13日开始发起总攻，但一直未能攻克。我军采取的仍然是猛扑猛冲、前仆后继、勇猛冲杀的办法，在12月15日突破顽军前沿阵地后，终因顽军据守核心工事，我军未能达到战役目的而只得撤出战斗。此战历时18天，共歼敌八千人左右，我军伤亡二千多人。
曹甸战役没有打胜打好，华中局领导认为黄克诚右倾，作战不力，撤了他的第五纵队司令员职务。
7月20日，日伪军一万七千多人，配备装甲汽艇百余艘，在飞机掩护下，由东台、兴化、射阳等地出动，以闪击战方式合击盐城，妄图一举消灭新四军指挥机关，摧毁苏北抗日根据地。
在日军扫荡尚未开始时，新四军军部发出了“保卫盐城、保卫苏北根据地，粉碎敌伪‘扫荡’”的口号。《江淮日报》还发表了《怎样保卫大盐城》的社论。军部命令三师部队对来犯之敌进行正面阻击，“务必达到保卫盐城之目的”。黄克诚师长兼政委认为，“保卫苏北根据地”的口号，从政治意义上说是对的，但实际上敌我力量悬殊，盐城是保不住的，也不应该去死保，我们不应该提“保卫盐城”的口号，而应该提坚决粉碎敌人“扫荡”、坚持苏北抗战这样的口号来动员群众。他在日军开始“扫荡”以前，明确向军部建议，应避敌锐气，暂把军部撤出盐城，转移到阜宁农村去，跳出敌人合围圈；把部队分散在各地，实施游击战、麻雀战，机动灵活地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而不应计较一城一地之得失，然后再伺机反击敌人。
这次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的领导同志对黄克诚提出的不同意见是重视的。军部采纳了他的意见，在七月中旬把军部撤到阜宁陈家集地区。7月22日，日军兵临盐城，机关和部队也撤走。当然，由于撤离得比较仓促，军部的有些直属单位如抗大、鲁艺、印刷所等等仍受到很大的损失。事实证明，在“保卫盐城”的争论中，黄克诚意见是正确的。
在“保卫盐城”的争论以后，华中局及军部在阜宁停翅港召开的一次干部会议上，有的领导同志对黄克诚进行批评，说他不服从指挥。黄克诚争辩说，作战前我提的意见至今还认为是正确的，作战未达到预期目的也不是我不服从指挥，而是上级指挥失当。他联系打曹甸和反“扫荡”作战情况说，这两次都是上级处置失误，，有的仗本来不该打，要打也不是那么个打法。但是华中局领导认为他是错的，坚持要他作检讨。为了顾全大局，黄克诚对所争论的问题并没有改变看法，但他服从组织决定，还是在旅以上干部会议上作了检讨。
1942年，陈毅在总结曹甸战役时曾这样说：“曹甸战役是我去攻人家，缺少理由的。”“我很轻敌，仓促作战，准备不够，变成浪战。”“我们的战斗手段是攻坚，这就要有很好的准备才行。当时我们这方面就差了。光是猛就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如果我们采取了坑道作业，就有可能成功。”陈毅的这个总结是实事求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
1944年7月10日，刘少奇在延安致黄克诚的电报中也说：曹甸战役，本来是可以不举行的，因为当时过分估计了汤恩伯东进的威胁，二师在桂军进攻下呼救甚急，使我没有细心考虑，急促下决心向顽军进攻。这是我应负责任的。后来强攻曹甸也是不应该的。当时你反对强攻是对的。电报中还说，“曹甸战役未能完成任务，当然不能由你负主要责任，当时有此种说法，是不妥当的。”这一电报内容，充分说明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政治家的刘少奇，是充分尊重实践，服从真理的，是富有自我批评精神的革命领袖。
抵制在三师搞“抢救运动”反对饶漱石排挤陈毅
1942年夏天，华中局开展整风，作风不正派的饶漱石，看到自己的能力、资历均难与陈毅相比，担心陈毅有可能被中央任命为中共华中局书记，就决心利用整风机会把陈毅挤走。他几乎每天都以相当多的时间找各方面负责干部谈话，说陈毅“反毛主席”，轻视工农干部，工作不负责，一贯反对政治委员，企图取而代之等等。这就使一些负责同志误以为饶漱石是受中央之命来清算陈毅的老账新账的，不免对陈毅心存戒惧，使陈毅孤立起来。
经过一段时间准备之后，1943年10月16日上午，召开整风委员会主任联席会议，饶漱石进一步布置了对陈毅的批判斗争，下午在以“漫谈会”方式举行的新四军军分会的会议上，由陈毅做自我批评，然后开展对陈毅的批判、斗争，把性质定在“反对政委制度”，“反对党中央”的线上。10月底，饶漱石给毛泽东发电报，造谣诬告陈毅，同时还授意一些领导干部也给中共中央发一份电报，以求赶走陈毅。
11月初，一贯有自我批评精神的陈毅，向中共中央负责人发电报告事情的经过，并检讨了自己随便说话等错误和缺点，但态度仍是力求团结的。11月8日，毛泽东回电给陈毅，要他来延安参加“七大”，来延期间的职务由张云逸暂行代理，“七大”后仍回华中工作。11月25日，陈毅便踏上了去延安的旅途。这就是新四军历史上有名的“黄花塘事件”。
正直敢言的黄克诚对于“黄花塘事件”颇有感触和看法。陈毅离开后，饶漱石在华中局扩大会议上，大讲陈毅如何如何，极力诬陷和贬低陈毅。黄克诚在会上发言，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说，陈毅是个忠心革命而又正直的人，当然可能也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甚至错误，但不论如何，让陈毅军长离开华中，是个很大的损失，这对华中整个工作、对敌斗争、军队建设，都是很不利的。你刚来新四军不久，就把陈毅同志挤走，实在很不应该。饶漱石两眼紧盯着黄克诚，似乎在用心听的样子，心里肯定不舒服，但他没有进行反驳。
1943年5月，华中局和军部召开各个师负责同志会议，布置由延安下达的“抢救”运动。此时，康生在延安搞的“抢救”运动已进行了一段时间，弄得延安许多干部，特别是由外地去的知识青年惶惶不可终日。后来毛泽东及时发现才予以纠正。在华中局传达布置“抢救”运动后，黄克诚立即唱了反调，向华中局和军部建议说，华中不要搞“抢救”运动吧，以免发生逼供信，伤害无辜同志的事情，应该接受中央苏区打“AB团”的教训。由于这是中央在康生主持下布置下来的，华中局和军部也不能不要求华中各地区和部队都要开展“抢救”运动。
按照黄克诚想法，在大敌当前情况下，搞“抢救”运动很难不扩大化，给革命事业带来不应有的损失。可是上级有布置，又不能不执行。他回到三师以后，为稳妥起见，先抽一批干部办训练班，同时在七旅小范围内试行“抢救失足者”。他实地抓了这个“试点”，被“抢救”的几个人，开始在软逼情况下，表现就有些不正常，抓起来一审讯，就乱供一通了。黄克诚见此情况后，就知道不对头了。他叫七旅立即停止“抢救”，把那几个人都放出来，做好善后工作。黄克诚决心顶住上级“抢救”的要求，要师部(区党委)立即通知苏北各地委和第三师各部队，一律不开展“抢救”运动，如果发现可疑情况，按正常程序，由主管部门解决处理。提出建设东北根据地建议毛泽东终于同意撤出四平。
新四军刚到东北，薄薄的棉衣难以抵档东北的严寒，部队给养十分困难。怎么办黄克诚决定把面临的情况和自己的想法尽快报告给党中央和毛泽东。让党了解这里的真实情况。
11月26日，他给毛泽东发了一封电报。电报中除报告了部队所在位置外，着重报告了部队遇到了极为困难的情况，其中包括“七无”，即无党(组织)、无群众(支持)、无政权、无补食、无经费、无医药、无衣服鞋袜等问题。部队士气受到很大影响，敌人已占领了锦州。他建议，在这样情况下，我军应“暂不作战，进行短期休整，恢复体力，并以一部主力去占领中小城市，建立乡村根据地，作长期斗争之准备。”11月27日，他又把某些县政权由改编的伪军所控制的情况电报中央，强调指出：“东北特工、土匪甚多，如不及早着手建立根据地，我主力在东北亦很难应付。”毛泽东复电，要黄克诚直接向东北局请示和提出建议，进行商谈。
11月29日，黄克诚向东北局发去急电，提出要利用冬季不能大规模作战的几个月时间，发动群众，肃清土匪，建立各级党组织与政权，初步建立根据地，以利明春大规模作战。电报最后还提出，如果上述建议在整个东北部队中不能实施，则请划出十个县地区给三师各旅去建立后方，开辟工作。为了使自己的意见引起东北局的重视，黄克诚接着又连续发去两份重申意见的电报。
实际上林彪此时驻地离黄克诚只有三十里左右。李天佑按照林彪指示来黄克诚这里进行联系，并与黄一起去面见林彪。林彪此时当然知道了黄克诚多次提出的建议与要求。见面之后，黄克诚又再次提出了关于发动群众建立后方根据地，站稳脚跟，逐步壮大队伍，打开东北工作局面，以期今后同国民党军队决战的建议。他特别强调说：“我们是疲惫之师，现在没有根据地可依托，而敌人是乘轮船进东北的精锐之师，不宜进行大规模作战。策疲乏之兵，当新羁之马，是不可取的。”
十分傲气、一向看不起人的林彪，也不得不为黄克诚很有战略眼光的见解所折服。所以边听边点头，采纳了黄克诚意见，命令三师部队转移到义县、阜新一带，发动群众，进行休整。
这时毛泽东来电，询问对东北工作所拟采取方针的意见。黄克诚把自己的想法又拟了一份长电，送给林彪最后发出。当时在东北工作的其他领导人也回电提出了意见与建议。
12月28日，毛泽东给东北局发来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著名电报指示。指示中提出要把东北的工作重心放在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方面，“让开大路，占领两厢”，以便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逐步积蓄力量，准备在将来转入反攻。这一指示说到了黄克诚的心里，有力地统一了大家的思想，坚定了信心，为夺取解放东北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1946年3月，苏军开始从东北撤退。3月12日，苏军由沈阳一撤出，当时任西满军区司令员的黄克诚(西满分局书记当时是李富春)立即把活动在彰武地区的三师十旅调到四平附近待命。3月14日，苏军一撤出四平，十旅即乘机拿下四平，俘虏数千名伪军。4月中下旬，苏军从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撤退。三师部队在东满部队配合下，在4月18日攻下长春，俘伪军一万多人，同时三师部队一个团在4月24日攻下齐齐哈尔。4月28日，哈尔滨为山东部队第十师和三五九旅一部所解放。
4月中旬，马歇尔由美国返回中国，国民党军队开始自沈阳北进，很快兵分三路攻打四平。林彪集中相对优势兵力，很快把敌军歼灭，敌军第一次对四平的分进合击遂被击退。
但是，敌人很快倾其全力再度猛攻四平，有8个军兵力与我作战。林彪指挥我军十万人与敌人在四平一线展开激战。
当时，黄克诚心情焦急，连续在白城子打了几份电报给林彪，建议适可而止，不能与敌人硬拚。黄克诚的观点是，敌人一开始进攻时，打它一下子以挫其锐气，是完全必要的。现在敌人是倾巢出动，全力以赴与我决战，而我军暂时又不具备进行决战的条件。因此应当把四平及其他部分大城市让出来，让敌军进来，我们则到中小城市及广大乡村去建设根据地，积蓄力量，在敌人背上沉重包袱走不动的时候，我们再回过头来逐个消灭它，那时我们就主动多了。
黄克诚当时并未参加四平保卫战，他从全局利益出发，主动提出从四平撤退的建议应当说是难能可贵的。可是林彪采取不理睬的态度，既不回电，也不撤兵。
毛泽东非常重视四平之战，从4月6日到5月19日，先后给林彪发去十多份电报，中心内容是坚守四平、死守四平。如4月30日电报说：“时局正在变化，明后日可能签订停战协定”，“望死守四平，寸土必争”，显然，毛泽东关于死守四平的需求，是以军事手段来配合政治斗争。5月1日，毛泽东发电中又强调说，还须在四平、本溪两处坚持奋战，消耗敌兵力，挫其锐气，以求得于我有利之和平。这些情况当时的黄克诚当然是不知道的。
党性特强的黄克诚，四平保卫战时时在牵动着他的心。林彪对他的此次从四平撤退的电报建议不予理睬以后，他就在5月12日直接电致中央，对四平保卫战和东北战局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中央军委和毛泽东虽然未给黄克诚回电，但在5月14日给林彪和彭真的电报中指出：“请你们考虑军事全局再打下去是否有利，应否考虑有条件地让出长春，换得其他地区的合法，并取得时间整补军队，以便将来之用。”5月19日，毛泽东以军委名义发给林彪的电报中指出：“如果你觉得继续死守四平已不可能时，便应主动地放弃四平，以一部在正面迟滞敌人，主力撤至两翼休整，准备由阵地战转变为运动战。”很明显，毛泽东采纳了黄克诚的建议。
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期间，有一天毛泽东要黄克诚到他那里吃饭，当谈起当年保卫四平情况时，毛泽东问：“难道四平保卫战打错了”黄克诚说：“开始敌人向四平推进时，我们打它一下子，以阻敌前进，这并不错。但后来在敌人集结重兵寻找主力决战的情况下，我们就不应该固守四平了。”毛泽东说：“固守四平当时是我决定的。”黄克诚说：“是你决定的也是错误的。”毛泽东说：“那就让历史和后人去评说吧!”通过此次与毛泽东谈话，黄克诚方明白当初林彪不撤兵也不给他回电的原因。由此也可看出黄克诚的真实性格，刀架在颈子上，他还是要讲出自己的真心话。
明知讲不同意见后果严重在庐山会议上仍直言不讳
1959年的庐山会议，7月初召开，黄克诚留在北京关照军委的日常工作。
会议开了半个月，人们都以为政治局扩大会议快要结束了。黄克诚却接到了去庐山参加会议的通知。他于7月17日赶到了庐山。
黄克诚到达庐山那天，与会人员已按照要求开始讨论彭德怀的信件。不少同志发言表示同意彭德怀观点，认为信的内容站得住脚，也有不少人不赞成信件内容。黄克诚一到庐山，就感到气氛有些异常，有人隐约同他说，毛泽东对那封信很不满意，彭德怀可能挨批。
毛泽东让黄克诚上庐山，显然希望黄克诚能对彭德怀进行说服与批评，让彭德怀认错。这一点黄克诚心中也是明白的。在19日开的小组讨论会上，黄克诚却支持了彭德怀的论点：“彭总的信总的精神是好的，至于某些提法、词句，可以斟酌。”他讲到大跃进以来的缺点和问题时说，把存在的缺点检查出来，只会使我们进步，不会使我们后退，毛主席要我们天天扫地洗脸嘛!检讨了缺点，我们会更加健康地前进，会更增加干劲，会使工作更为扎实可靠。
黄克诚说着说着心情有些激动：“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只能讲成绩，不能讲缺点。有的地方放的卫星是假的，炼的钢根本不能用，产量是虚报的，当有人向上反映这些情况时，当地领导人就大为光火，这怎么行呢这不是我们共产党人应有的作风和态度嘛!我看任何地方有缺点和问题不可怕，可怕的是不让讲那些缺点和问题。”
7月23日，毛泽东召开大会讲话，造成了极大震动，扭转了会议方向。黄克诚对毛泽东的讲话思想不通，心情沉重，一时也弄不明白为什么毛主席忽然来这么个大转弯。他知道自己在7月19日小组会上的发言很不合时宜，是不为毛泽东欢迎的，可以说自己闯下了大祸，但是他并不后悔，因为他坚信所讲的是事实，是从全党和全国人民利益出发的真心话。
7月30日，毛泽东通知黄克诚去他那里谈话，同时应约去谈话的还有周小舟、李锐、周惠三个人。毛泽东态度比较平静，火气不大，黄克诚也直言不讳，正直坦诚的性格充分显露出来。毛泽东给他戴了三顶帽子，一个是彭德怀的政治参谋长，二是湖南集团的首要人物，三是军事俱乐部的主要成员。认为黄克诚与彭德怀的观点基本一致，与彭德怀是“父子关系”。
黄克诚回答说：说我与彭德怀观点基本一致，只能就此次庐山会议的意见而言。过去我与彭德怀争论是很多的，有不同意见就争论，几乎争论了半辈子，不能说我与他观点基本一致。我与他的关系是正常的，谈不上什么父子关系。
他还说，总参谋长是你毛主席要我当的，既当了参谋长，军事与政治是难以分开的。彭德怀的信是上山后写的，我那时还在北京，怎么能在写“意见书”一事上当他的参谋长在湖南工作多年，与湖南负责同志，多见几次面，多谈几次话，多关心一点湖南的工作。怎么就成了“湖南集团”“军事俱乐部”又从何说起啊!
在毛泽东谈到“四平保卫战”和炮轰金门等问题时，黄克诚也明确表示了反对的意见。说四平保卫战是你毛主席的决定，那次消耗战也是不该打的，是错误的。炮轰金门，打一阵也就可以了，既不准备真打，连续炮轰的意义就不大，打大炮花很多钱，搞得到处紧张，没有那个必要嘛!
毛泽东听后笑笑说，我看你当个右的参谋还不错。黄克诚晚年回忆说，那天谈话时主席对我指责颇重，但态度不严厉，我也不紧张，甚至有点轻松，到底有个机会把话直接向主席讲了。
7月31日和8月1日，在毛泽东住地楼上开政治局常委会批判彭德怀，通知黄克诚与周小舟、李锐、周惠等人列席。会后，毛泽东留下黄克诚等四位列席者谈话，要他们“迷途知返”，意图是争取他们回头，当时似乎还没有定黄克诚为“反党集团”的成员。
8月2日开中央全会，毛泽东讲话说党内有分裂倾向，右倾机会主义向党猖狂进攻，对犯错误的人要一看二帮，批评、改正、团结等等。接着各小组召开批斗会，批“军事俱乐部”进入高潮。康生发言最积极，林彪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在8月4日向新上山的中央委员通气时，林彪第一个发言，长篇大论地指责彭德怀，占了大半时间。
小组会上有人指责黄克诚是彭德怀的走狗，黄克诚异常气愤地说，你杀我的头也不会承认，并与批评者争辩。随后，黄克诚慢慢地意识到讲理、辩论都没用，他就多听少说，多沉默少争论，做些检讨，别人仍难以满意。
这时有位中央领导同志找黄克诚谈话，谈了两次，以帮助其解脱困境，要黄克诚对彭德怀“反戈一击”。黄克诚说，我决不做诬陷别人、解脱自己的事情。
8月16日，中央全会通过和公布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认为彭、黄、张、周犯了“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性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
在回到北京立即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黄克诚再次受到错误的批判后，被调离中央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的职位。正直敢言讲真话的黄克诚，由此离开了他为之奋斗30多年的人民军队。
历史地看待党犯错误公正地评价毛泽东
粉碎“四人帮”以后，1977年12月，黄克诚出任中央军委顾问。1978年12月，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增补为中共中央委员，并当选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
将近20年长时期的不公正待遇，一点也没有改变他那敢讲真话敢讲公道话的正直无私的品格特点。
1979年、1980年前后，党内和社会上对毛泽东的评价议论纷纷，黄克诚在中纪委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公正地谈了自己的看法。他把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各个历史时期的巨大功勋做了系统深刻的阐述。在讲到毛泽东晚年错误时，他说，毛主席后期的错误主要有两条：一条是建立社会主义政权、完成三大改造之后，没有及时地、明确地把工作重点转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并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指导上犯了贪多图快的急性病错误；另一条是他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许多人民内部矛盾当做敌我矛盾，把阶级斗争绝对化、扩大化，以致被坏人钻了空子，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
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黄克诚大将的品格。毫无疑问，共产党人应当永远继承和发扬这种品格。在改革开放、加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条件下，我们同样应当发扬老一辈革命家这样的优秀品格。
(责任编辑 舒元璋)
由冒进、反冒进、反“反冒进”，发展到“大跃进”，在短短的几年里，中国历史演绎了一场场难以捉摸的风云。所幸的是，经过“大跃进”的阵痛，系铃的人出来解铃。1960年6月18日，毛泽东在上海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写了一篇名为《十年总结》的文章。在讲到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大办钢铁中出现的“乱子”时，毛泽东讲了这样几句话：
看来，错误不可能不犯。如列宁所说，不犯错误的人从来没有。郑重的党在于重视错误，找出错误的原因，分析所以犯错误的客观原因，公开改正……
哪里有完全不犯错误，一次就完成了真理的所谓圣人呢真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
这是毛泽东的一种特殊的承认错误的方式。
更有意思的是，毛泽东还婉转地为周恩来在反冒进中受到的严厉批评有限度地平了反：
1956年周恩来同志主持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了三年余地，多么好啊!
1957年秋天以后，毛泽东早就搁置在心中的对周恩来等“促退委员会”人员反冒进思路的不满，开始大面积地释放出来
1957年秋天以后，毛泽东头脑中急于迅速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的主观意识再次强烈起来。
要想加快建设速度，在全国迅速形成“大跃进”的局面，就必须在全党统一思想。首先要统一的，就是领导层中的认识。
在毛泽东看来，要统一认识，前一段的反冒进是一个大的障碍。毛泽东早就搁置在心中的对周恩来等“促退委员会”人员的不满，开始大面积地释放出来。
10月9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向全体中共中央委员作了以《做革命的促进派》为题的动人心魄的讲话。
毛泽东从整风讲起，提出了“要大胆地放，彻底地放，坚决地放；要大胆地改，彻底地改，坚决地改”的响亮的口号，并总结和肯定了“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群众斗争形式。这无疑是为求实、慎重的人们敲响了警钟。
然而这时的周恩来，在八届三中全会上仍表明这样的主张：“既要反对在改革突出不合理的制度上缩手缩脚的保守倾向，又要反对不顾职工觉悟程度和实际困难、冒昧从事的急躁情绪。”他所坚持的，仍然是“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观点。毫无疑问，这是毛泽东极不满意的。
毛泽东在讲话中严厉地说：
去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一个是扫掉了“多、快、好、省”。不要“多”了，不要“快”了，至于“好”、“省”，也附带扫掉了。“好”、“省”我看没有哪个人反对，就是一个“多”、一个“快”，大家不喜欢，有些同志叫“冒”了……
我们总是要尽可能争取多一点，争取快一点，只是反对主观主义的所谓“多”、“快”。去年下半年一股风把这个口号扫掉了，我还想恢复。
可见在总方针上，毛泽东的意见是“促进”而不是“促退”，而且是不容置疑的。他对去年扫掉了“促进委员会”和“促进”性质的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很不满意，在讲话中他把这件事的严重性提得很高：
还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这个“四十条”去年以来不吃香了，现在又“复辟”了。
还扫掉了促进委员会。我曾经谈过，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各级党委会，还有国务院，各级人民委员会，总而言之，“会”多得很，其中主要是党委会，它的性质究竟是促进委员会，还是促退委员会应当是促进委员会……
去年那股风扫掉的促进委员会，现在可不可以恢复如果大家不赞成恢复，一定要组织促退委员会，你们那么多人促退，我也没有办法。
毛泽东又把这件事与反右派联系起来，说：
要促退我们的，是那个右派章罗同盟。……但是，我们总的方针，总是要促进的。
此言一出，谁还敢继续“促退”，谁还敢说“促进”是“冒进”况且一些人以为，只要人有胆量、有意志，没有办不到的事情。
八届三中全会闭幕了，人们陷入了沉思。而周恩来则陷入了苦闷——一种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深深苦闷。
从几十年的革命生涯来看，周恩来深知，毛泽东在许多时候都是高瞻远瞩的，其正确的一面远远多于错误的一面。他与毛泽东是多年密切合作的伙伴，是志同道合的同志和感情深厚的朋友。然而，自从反冒进以后，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问题上，周恩来总感到在一些方面自己与毛泽东的思路有一些距离，或者说跟不上毛泽东的节拍。
这时，反冒进的呼声在党内已经基本上失去了市场，取而代之的是反“反冒进”。会上通过仍然具有冒进色彩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即《农业四十条(修正草案)》，把高指标重新摆到了人们的工作日程上。
毛泽东于11月2日率中国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典，并出席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其间，毛泽东亲自审改、批发了两篇《人民日报》社论，论点直指反冒进：
——11月13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高潮》，对1956年的反冒进公开进行指责：
1956年公布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以后，曾经鼓舞起广大农民的生产热情，掀起了全国农业生产高潮，但是，有些人却把这种跃进看成“冒进”，他们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跃进。
——12月12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对反冒进的人进行了更严厉的批评：在反冒进期间“刮起了一股风，居然把多快好省的方针刮掉了”。“于是，本来应该和可以多办、快办的事情，也少办、慢办甚至不办了。这种做法，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当然不能起积极的促进的作用，相反地起了消极的‘促退’的作用”。“结果就背离了多快好省的方针，变成了经济战线的懒汉”。
也是在莫斯科期间，毛泽东听到赫鲁晓夫“15年后可以超过美国”的豪言，则以中国“15年后可能赶上或超过英国”的话来回应。毛泽东觉得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中国可以进一步加快建设速度，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生产就会出现大跃进。他在从莫斯科打回北京的一个电话中说：1956年的“反冒进”是不对的，以后不要再提“反冒进”了。
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指责周恩来：1956年的反冒进是方针性的错误，面对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周恩来不得不作检讨
1958年是在一种异乎寻常的气氛中开始的。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乘风破浪》的元旦社论，社论批评“人们的思想常常落后于实际，对于客观形势发展之快估计不足”，明确“目前全国农业已经掀起了空前的生产高潮。各地党委必须积极地妥善地领导这个高潮，争取1958年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和大丰收”，社论喊出的口号是：“让我们乘风前进!让我们乘压倒西风的东风前进!乘压倒右派、压倒官僚主义、压倒保守思想的共产主义风前进!”
这时，主持经济工作的周恩来，已陷入被批评的境地，甚至在一段时间里失去了经济工作的发言权。
1月2日至4日，周恩来在杭州出席毛泽东召集的部分省、市委书记会议。毛泽东借谈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修改问题，对周恩来等主张反冒进的人直截了当批评说
你们那个时候，不仅脱离了各省，而且脱离了多数的部!
随后，毛泽东在召集一系列更大范围的会议时，继续批评周恩来等人。
1月11日至22日，毛泽东在广西南宁主持召开了有部分中共中央领导人和华东、中南等地区九省二市领导人参加的工作会议。
参加会议的代表都接到了会上分发的12份作为批评对象的材料，这些材料都是反对冒进的，许多都与周恩来有关，如：
——1956年6月15日，李先念代表国务院在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的报告》中关于反冒进的一段话，那里说：“急躁冒进的结果并不能帮助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只能招致损失”；
——中宣部根据刘少奇、周恩来等人的意思起草的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冒进情绪》；
——周恩来1956年11月10日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关于1957年度计划的报告》节录，这份报告主张：“总的方面是要收缩一下的，不然站不稳”，发展速度“可以放慢一点”，“数量上的增长稍慢一点，并不妨碍我们实现工业化和建立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
……
南宁会议一开始，与会者就更为清楚地感觉到毛泽东对反冒进的不满，他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想说的话还没有说完。所以，会议第一天的晚上，毛泽东单刀直入地说：
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首先是没有把指头认清楚，十个指头只有一个长了疮，多用了一些人(工人、学生)，多花了一些钱，这些东西要反。当时不提反冒进，就不会搞成一股风，一吹，吹掉了三条：一为多快好省；二为四十条纲要；三为促进委员会。这是属于政治，不是业务。一个指头有毛病，整一下就好了。原来“库空如洗”、“市场紧张”，过个半年就好了，变过来了。没有搞清楚六亿人口的问题，成绩主要，还是错误主要是保护热情，鼓励干劲，乘风破浪，还是泼冷水泄气
12日上午，毛泽东进一步从“政治问题”上来清算反冒进问题：
1955年夏季，北戴河会议“冒进”，想把钢搞到1500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1956年夏季北戴河开会“反冒进”。人心总是不齐……
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50米，慌起来了，什么“今不如昔”，“冒进的损失比保守的损失大”。政治局要研究为什么写反冒进的那篇社论，我批了“不看”二字，那是管我的，所以我不看。那篇东西，格子没有划好，一个指头有毛病，九与一之比，不弄清楚这个比例关系，就是资产阶级的方法论……
攻击一点，不及其余。
毛泽东讲这番话的时候，周恩来不在场。南宁会议开始的前两天，周恩来还在北京；11日，他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12日，接见了三批外宾。待周13日飞抵南宁出席会议时，才亲身感受到会议空气的凝重。周也为之紧张起来。
毛泽东没有因周恩来的到来而对他有所客气，毛并不想降低批评反冒进的调子。毛泽东指责：1956年的反冒进使6亿人民泄了气，是方针性的错误。
16日上午，毛泽东公开地在会上点了周恩来的名，他拿着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写的一篇鼓动大跃进的文章——《乘风破浪，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严肃地对周恩来说：
恩来，你是总理，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
在毛泽东的直接追问下，周恩来只好答复：“我写不出来。”
毛泽东继续往下说：
老柯这篇文章把我们都比下去了。上海有100万无产阶级，又是资产阶级最集中的地方，工业总产值占全国五分之一，资本主义从上海产生，历史最久，阶级斗争最尖锐。这样的地方才能产生这样一篇文章。
毛泽东以扬柯庆施来贬周恩来，其中的意思，敏感的周恩来已经察觉。
与毛泽东相呼应，康生、柯庆施等人在会上也大批周恩来等人的反冒进。
参加会议的薄一波后来这样回忆：
这次会议，毛主席对总理批评得很厉害。毛主席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
会上，康生是得彩的，柯庆施、李井泉是很积极了，对总理的批评其态度很是使人难堪的。
会议整整开了十几天，大会小会，非常紧张。
既然是“方针性错误”，是与右派“只剩了50米”的错误，周恩来只得当面向毛泽东和中央工作会议的代表们作检讨。为准备检讨，周恩来从到达南宁的那天起，几乎天天约请参加会议的有关人员谈话。
薄一波看出来，周恩来的思想并没有真正转过弯来，但组织原则驱使他不得不作检讨。薄一波后来回忆：
周总理不得不在这次会议上自我检讨，我说这个检讨呢，叫做不得不检讨，应该打上引号。
1月19日晚上，心情沉重的周恩来在会议上开始作检讨性的发言。
在他的检讨中，总的精神是不得不认错，把毛泽东所说的反冒进这个“带方针性的动摇和错误”的责任全都揽到自己身上。
周恩来认为：这个“错误”的产生，是由于没有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生产关系变革后将要有“跃进”的发展，因而在放手发动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表现出畏缩，常常只看见物看不见人，尤其是把许多个别现象夸大成为一般现象或者主要现象。是一种右倾保守主义思想……
一些主张反冒进的同志从周恩来的许多话中，听出了违心的成分。周恩来说：
反冒进的结果损害了三个东西：促进委员会、四十条、多快好省，使1957年的工农业生产受到了一些影响，基本建设也减少了一些项目。
这个方针，是与主席的促进方针相反的促退方针。
这一反冒进的错误，我要负主要责任。
他们理解，在会议的紧张气氛下，周恩来除了这样做以外，还能有什么其它的办法呢顾全大局，相忍为党，主动承担责任，是他的一贯作风。
周恩来也不是不清楚，迁就毛泽东的思路，必然会助长南宁会议的反“反冒进”之风，以至促进党内急躁冒进思想的进一步膨胀。但是，由于党处在特殊的环境中，组织生活又不健全，他只能如此。为此他的内心非常郁闷。
1958年3月，毛泽东一语惊人：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周恩来在苦闷中，提出了辞去总理职务的请求
南宁会议以后，党内反冒进的呼声被压了下去，实事求是、积极稳妥地搞建设的思路被搁置起来，取而代之的，是全局性的“左”倾思路，是“大跃进”的建设方针。
当然，在艰难的处境中，周恩来等人也不是任凭事态的发展而无事可做。
在审改李先念将于2月初向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作的《关于1957年国家决算执行情况和1958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草稿)》时，周恩来在原稿“为了在15年内在钢铁和其他重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一句中的“15年”之后，增写了“或者更多的一点时间”9个字；还在“为了在今后10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一句中，删去了“或者更短的时间内”8个字。一增一删，表明了周恩来建设思路中固有的实事求是精神。
南宁会议后，为掀起“大跃进”的高潮，毛泽东并没有放松对反冒进的批评。
2月23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反冒进又一次成为会议的主题。按毛泽东的说法，谁要是再反冒进，谁就会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
1958年3月，刚刚60岁的周恩来在考察完长江三峡后，来到成都出席3月8日至26日由毛泽东召集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当着与会的中央有关部门领导人和西南、西北、东北地区各省、市委书记的面，再一次直截了当地批评周恩来。
毛泽东把周恩来1956年11月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发言的基本观点概括成两句话：“成绩是有的，肯定是冒了”。
由此毛泽东给冒进和反冒进问题定了性：其实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究竟采取哪种我看应该是“冒进”。我们没有预料到会发生打击群众积极性的反冒进事件，它给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的影响。今后还要注意有人要反冒进。
在25日的大会上，周恩来再一次对反冒进的“错误”作检讨。他说：
我负主要责任提出的反冒进报告，就是对群众生产高潮这个主流泼了冷水，因而不是促进而是促退，不是多、快、好、省而是少、慢、差、费，四十条也被打入冷宫，这就是问题的本质。
反冒进的错误主要在于将一个指头当作多数指头，没有给群众高潮撑腰，想办法，而是重重限制、层层束缚。但是，我当时却没有这样认识，以后才逐渐认识这是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方针性的错误。
周恩来把反冒进的错误归为认识问题。但毛泽东所指，并不是周恩来的认识论，他不愿意听周恩来谈认识问题，也不愿意听周恩来讲责任。因为论责任，毛泽东对重大建设上的失误都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毛泽东随后提醒周恩来：
关于“反冒进”的问题，我看以后不需要谈很多了。在我们这样的范围，就是谈也没有好多人听了。这个问题，不是个什么责任问题。在南宁会议上我们都听了，在北京也听过了。如果作为方法问题的一个例子来讲，那是可以的。
毛泽东之所以引导周恩来从方法问题上去讲，是因为毛把杭州会议和南宁会议讨论的结果写成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2月份刚印发党内讨论。草案中至少有两条是直接针对反冒进的，其中说到：
要使干部学会善于区别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或者多数指头和少数指头。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有区别，这件看来简单，许多人却不懂得。要宣传这种观点。这是大局和小局、一般和个别、主流和支流的区别。我们要注意抓住主流，抓错了一定翻跟斗。这是认识问题，也是逻辑问题。……
“攻其一点或几点，尽量夸大，不及其余。”这是一种脱离实际的形而上学的方法。……好人犯个别错误的时候，也会不自觉地采用这种方法，所以好人也要研究方法论。
至此，周恩来更加意识到，无论在建设思路还是在思想方法上，他都很难跟上毛泽东。这一感觉，不仅周恩来有，刘少奇也有。在成都会议上，刘少奇也作了自我批评，说自己思想上有跟不上毛主席的地方，以前对建设速度估计不足。刘少奇还说：“急性病是超过实际可能性的问题，慢性病是落后于运动的问题，人们往往容易看到急性病，而忽视慢性病的危害，应当认识慢性病所造成的损失，绝不亚于急性病。”
经过一番反“反冒进”，达到预期的效果后，毛泽东认为召开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时机已经成熟。
3月底，周恩来等人回到北京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便开会决定召开党的八大二次会议。
这期间，毛泽东的心情开始舒畅，而周恩来的心情则极其苦闷。
经常去周恩来那里的人们发现，一向最为忙碌的周总理和总理办公室，开始有了一些明显的变化。
当时去过西花厅的国家计委的梅行后来回忆道：
有一天总理办公室给我打电话，说总理有事情找我，叫我去布置一下工作。我就马上去了。总理正在打乒乓球……我从来没有看到总理打乒乓球，也没看到他做其他活动，我就问总理办公室的许明：总理今天怎么打起乒乓球来啦许明表现出心情很难受的样子，她说：你难道还不知道吗南宁会议以后，总理的中央财经小组组长的位子被免了。……他们好几位秘书同志见到总理坐在那儿发呆，觉得很难受。后来他们自己攒钱买了一张很破旧的乒乓球桌，还买了乒乓球拍子和球，说是在总理心情很不好的时候把总理带到那去打乒乓球。
最能感觉周恩来心情郁闷的是他的秘书们。周恩来的秘书范若愚后来回忆：
1958年4月间，总理在准备八大二次会议的发言稿时，有一天对我说：我这次发言，主要是作检讨，因为犯了“反冒进的错误”，所以这次发言稿不能像过去那样由别人起草，只能是我讲一句，你给我记一句。再由你在文字连接上，做一点工作。总理在讲了这些情况后，就开始起草发言稿的开头部分，他说一句，我记一句。就在这个时候，陈云同志给他打来电话。打完电话之后，他就说得很慢了，有时甚至五六分钟说不出一句来。这时，我意识到在反冒进这个问题上，他的内心有矛盾，因而找不到恰当的词句表达他想说的话。
5月5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开幕。按毛泽东的安排，会议开幕的头一天，由刘少奇代表党中央作《工作报告》。
这份报告，是按毛泽东的思路作的，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发人深思：
——报告从“我国现在有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出发，断言“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提法。
——报告肯定：“毛泽东同志提出的15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口号，要当促进派、不要当促退派的口号”，“迅速地被几亿人口组成的劳动大军所掌握，成为极其伟大的物质力量。”
——报告以毛泽东的语言再次号召，“全党同志在建设事业中要做‘促进派’，而不要做‘促退派’”。
——报告以党内正式文件的形式确认，1956年跃进中只是个别缺点，反冒进是错误的，“其结果是损害了群众的积极性。”
——报告认为，由于反冒进，1956年到1958年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一个“马鞍形”。并把反冒进放在反面教材的位置上进行批判：
一个马鞍形，两头高，中间低，1956年——1957年——1958年，在生产战线上所表现出来的高潮——低潮——更大的高潮，亦即跃进——保守——大跃进，不是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了吗
马鞍形教训了党，教训了群众。现在全国的广大群众对于生产的跃进充满信心，而且决心把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继续提高。
报告以不容置疑的语言指出：
那些反对提高建设速度、反对多快好省这个方针的批评，都是站不住脚的。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对反冒进下定论，这在无形中就把反冒进的主帅周恩来、陈云等人推到了被告席上，他们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再度作检讨。
5月17日，在陈云作完检讨后的第二天，由周恩来作检讨。这就是那篇在内心异常苦闷和彷惶中花十多天时间并数易其稿起草出来的发言稿。
让我们看看周恩来发言的核心部分：
——这次会议，是一个思想解放的大会，也是一个充满共产主义风格的大会。大会的发言丰富多彩，生动地反映了人民在生产大跃进、思想大解放中的建设奇迹和革命气概。真是一天等于20年，半年超过几千年。处在这个伟大的时代，只要是一个真正革命者，就不能不为这种共产主义的豪情壮举所激动，也就不能不衷心地承认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建设路线的正确，同时，也就会更加认识反冒进错误的严重。
——反冒进的错误，不是偶然发生的。这个错误的思想根源是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在多数问题上表现为经验主义，在某些问题上则表现为两者的混合。思想方法上的这些错误，结果造成了建设工作中的右倾保守的错误。这样，就违背了毛主席一贯主张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总方针。
——我是这个错误的主要负责人，应该从这个错误中得到更多的教训。
经过这次大会，毛泽东认为反冒进彻底地达到了目的，所以他在会上宣布：
反冒进(的问题)解决了，现在中央是团结的，全党是团结的。
毛泽东为了预防以后党内再次出现反冒进与反“反冒进”之类的原则分歧，又向全党提出了警告
代表大会的同志，你们注意一下，中央委员会要特别注意，要顾全大局，谁不顾全大局，谁就会跌筋斗。
有人认为讲了分裂，心里就不舒服。我看讲了好，大家有个精神准备。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以后，周恩来更是被“反冒进是方针性的错误”压得内心异常的痛苦和矛盾，从组织原则上他必须彻底认错，但从唯物主义原则上他又必须实事求是，矛盾的心态促使他不得不做出一项痛苦的抉择——辞职。
到目前为止，我们尚未看到周恩来亲笔写的书面辞职报告，也未看到别人直接记录下他辞职的口头报告。
但在档案中却留下了中共中央讨论他辞职问题的简要记录。
1958年6月9日，中共中央就周恩来提出“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等问题专门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彭真、彭德怀、贺龙、罗荣桓、陈毅、李先念、陈伯达、叶剑英、黄克诚。会上讨论了周恩来等人的工作安排，与会者一致认为：周恩来“应该继续担任现任的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
会后，毛泽东嘱咐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起草一个会议纪要。6月22日，邓小平将写好的会议纪要报送毛泽东。毛泽东当即批示：“退(杨)尚昆存。”
的确，无论在建设思路上毛泽东和周恩来有多大的分歧，终究他们在半个多世纪的合作共事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和密切的合作关系，何况在当时的情况下，论才华、智慧、能力等等综合性的素质，还没有人能取代周恩来的职位。
我们也可以推论——以周恩来对党、国家和人民高度的责任感，在后来“文革”那样混乱的局面下，他也未提出过辞职问题，而坚持“不倒，不走，不死”；在反冒进受挫后提出辞职，应该是周恩来以退为进的策略。
尽管周恩来的职务没有变，但八大二次会议后，面对中国“大跃进”的风潮，周恩来等一批主张反冒进的领导人，却对中国经济建设的走向失去了主要的发言权。
1958年夏天，随着毛泽东的头脑发热，全党全国的“大跃进”热潮一浪高过一浪，浮夸风和共产风在各地迅速滋长起来了。周恩来等人已经无法再明确表示反对了。正如邓小平后来所说：搞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
中国进入了一个不顾客观经济规律，只凭主观臆断，甚至“假、大、空”满天飞的年代。
各级干部的浮夸风、弄虚作假风不断增长，达到惊人的地步。各地生产上争先恐后放“卫星”。小孩子坐在“卫星田”稻穗上的照片居然上了《人民日报》。尽管很多人不相信这样的夸大宣传，但是因为怕戴“右倾保守”的帽子而不敢公开讲话。
随着大放生产“卫星”的形势，8月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会议，确定了根本达不到的生产指标，并掀起了全民炼钢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
苦闷中的周恩来，对用土法炼钢铁一事深表怀疑，对大炼钢铁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十分痛心。但直到这年年底，当他听说四川省连御寒冬衣都没有的几百万人还在山上大炼钢铁时，他再也沉不住气了，果断地下令“马上下山”。
周恩来深知，在现有的领导体制下，只有等主要领导人毛泽东本人觉悟过来，“大跃进”中的问题才能够纠正。
严酷的现实和客观经济规律教育了毛泽东，当发现原来在赶英超美的指导思想下提出来的一系列指标，尤其是钢的指标，在实际生产中根本无法达到时，毛泽东于11月2日至10日，在郑州召集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开会，开始冷静地思考建设问题。他在党内发出了认真阅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两书的建议。
11月下旬，毛泽东又召集部分中央领导人和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在武昌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他主动表达了要“压缩空气”的思想：
“我们在这一次唱个低调，把空气压缩一下，变成固体空气。先少搞一点，如果行，还有余力，情况顺利，再加一点。胡琴不要拉得太紧，拉得太紧，就有断弦的危险。这有点泼冷水的味道，右倾机会主义了。”
由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发动“大跃进”，到发现问题后主动“泼冷水”，主动犯实事求是的“右倾机会主义”。这是毛泽东思想转变的开始。尽管毛泽东那时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大跃进”的思路，但他在思想上的这一重要转变，却为周恩来等求实的经济工作领导者摆脱“大跃进”的矛盾心理和艰难处境，纠正“大跃进”的错误，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直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全党范围内的纠“左”，已成气候。毛泽东说起1958年“大跃进”的失误时，提到正在养病的国务院副总理陈云，竟说出了“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那耐人寻味的话。同时他再三提议由周恩来负责编制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
周恩来等人这才重新获得了经济工作的发言权。 (上期《冒进、反冒进、反“反冒进”》一文，为“50年代中后期的毛泽东与周恩来”之一)
(责任编辑 洛 松)
1957年是知识分子遭难的一年。先是《人民日报》4月10日发表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社论说得非常明白：“目前的问题不是放得太宽，而是放得不够。”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5月8日，中共中央统战部首次召开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统战部部长李维汉特别强调，要党外人士多发表“批评意见”。
但是，有谁知道这是“阳谋”而不是“阴谋”，鼓励知识分子大鸣大放，乃是“引蛇出洞”、“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策略，其真实目的是，“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它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除掉”。
到了“文化大革命”，李维汉也在浩劫中落马沦为阶下囚。他经过认真而冷静的反思，于耄耋之年，写下了一百多万字的《回忆与研究》，其中这样谈到1957年“这场反右派斗争的后果很严重，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的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使他们和家属长期遭受委屈和打击，不能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不仅是他们本人的不幸，也是国家、民族的不幸。据统计，全国共划右派分子55万余人。其中，相当多的人是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和有经营管理经验的工商业者。全国55万余被划为右派的人半数以上失去了公职，相当多数被送劳动教养或监督劳动，有些人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少数在原单位留用的，也大多用非所长”。
读到这里，我不禁想到了这55万右派分子中的一位，生物化学家陆钦范同志。
陆钦范何许人也
陆钦范，苏州人，其父是民族资产阶级，苏州振亚丝织厂老板。陆钦范1936年于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毕业，优等生；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生物化学博士。在美当过产业工人，参与过制酒、合成橡胶以及加速发酵、贮藏和制酒副产品利用等工作。曾任联合国粮农组织首届会议中国代表团顾问。1945年12月回国。
回国后，任中农所北平农事试验场研究员，兼土壤肥料研究室主任。由于国民党的腐败，从回国到解放，正如他自己所说，“搞了一些不切合实际需要的农产品化学利用的研制”。解放以后，他任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理化系主任，在他成功制成DDT之后，他又大力支持该系助理研究员陈昌柏，研制生产六六六农药的设备，获得成功。据说，在我国还没有能力生产六六六之前，多由美国卜内门公司进口，他们得到我国研制六六六消息后，马上降价；按当时我国的技术和设备的水平，其产品价格要远远超出美国货。但我国农业部不理会这种阴谋，拨出巨款，花了约一百万斤小米的经费，试制六六六，所出产品一下子占领了市场。当时还传说，在抗美援朝中美国实行细菌战时，“六六六”起了极大的杀害带菌昆虫的作用。
六六六制造成功后，陆钦范又着手研制当时最新、最有效的农药一六○五。制造一六○五要比制造六六六的工序复杂，而且毒性也比较大。即使在反右斗争大事批判陆钦范时，他也没有停止他的研制工作，群众到实验室批判他时，他就用棉球塞住耳朵，照常工作。在他被划为右派分子后的1958年，他仍经常夜以继日地从事一六○五的试制。一次意外事故使他的头部被火焰燃烧，头发被烧光，脸部皮肤全部脱落，但他休息几天之后，又上班了。这种敬业精神，就连他的专案组的人也不得不承认，“我们对你的工作还是满意的”。
一六○五的研制工作完成之后，把小批量产品送往农村试用，颇受欢迎；其后又把工作中采用的生产雏形介绍给两个农药厂，投入大量生产。这对农业增产和化学工业的农药生产的发展，都起了促进的作用。然而，有谁能料到，就是在他完成了一六○五的研制工作，理应受到褒奖的时候，被无情地踢出农药研制领域，先下放到甘肃，后又发往新疆劳动改造。
三十余年后的1990年，到古稀之年的陆钦范，才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化工部授予的“化工老专家荣誉证书”。
化学家偏爱了人口论
学化学的陆钦范，却一生关注人口论的研究。早在30年代他就在《密勒氏评论报》发表过两篇这方面的文章。概括他的观点是：人口无限制增长，一定会引起就业难；影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影响物质和文化水平的提高；影响资源相对减少。
1957年初，一些爱国民主人士，如邵力子、马寅初、陈达、吴景超等，为我国人口猛增(1953年达到6亿)表示忧虑，并为此发表意见。这时陆钦范也来劲了，花了三百余元，印刷一万册名为《人口问题抛砖集》的小册子，准备送给有关部门和关心这一问题的同志和朋友。他成了在我国第一个提出节育指标的人。他说：“我的出发点是：中国六亿人口(1953年统计)已是太多，绝对没有必要再增加了。因此，一家应以两个孩子为标准”。
因为当时学生突增，学校不得不实行“二部制”，于是他提出一个口号：“学校二部制；家庭二孩制；若无二孩制；徒然二部制。”他还把这几句话刻了一个图章，打在发出的信封上。如何实现二孩制呢他提出的方案是：“女方25岁结婚，节育两年，怀孕一年，节育三年，怀孕一年，再节育三年，这时已35岁，或则继续节育，或则由男方施行绝育。”
他曾把《抛砖集》送给马寅初一册，马建议他送给当时正在召开的人民代表大会三千份，请代表们讨论。第一次陆钦范是坐三轮车去的，卫兵挡驾，连大门都未能进去；第二次，他换上了笔挺西服，雇了一辆出租车，进是进去了，但秘书处拒收。他被划为“极右分子”之后，结合他日常的表现，人们给他起了一个外号：“陆大傻子”，说他花了三百余元买来一个“大右派”。
陆钦范被中国农业科学院作为第一个“极右分子”揪出来以后，这位“陆大傻子”在全院开他批判大会的头一天，还向五人小组提出，开会时要配备一台录音机，以免说了不算数。那时录音机并不普遍，还是从外面借来的。他真的以为是开辩论会，手提一个玻璃瓶，装满白开水，满脸笑嘻嘻地缓步走入大会场。一进门，就来了一阵“碰头好”，“打倒右派分子陆钦范!”的口号声此起彼伏，接着就是轮流念写好的大批判稿，说陆钦范以“人口问题”为幌子，企图在我国挑起“匈牙利事件”。说他把新社会描写成“一团糟”。诬蔑说，“解放以前是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现在生活改善了，四个人的饭，八个人吃”。
他在《抛砖集》里确实说过这样的话，但其精神迥异，他的原话是：“解放以后，估计人口长了一亿，对国家人民都是一个极重的、极困难的负担。以一个家庭来说，那时是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现在生活改善了，有了四个人的饭，但是成了四个人的饭，八个人吃。”原话的前提显然是人口增加了，即使“生活改善了”，也会导致人民平均得到的粮食反而减少了。陆的错误在于没有看到生产也会大踏步增长，现在人民的生活水平比50年代不知要高出多少，就可以证明这一点。但要说他的这个论点是为了攻击新社会，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也确实是断章取义，瞎扣帽子。
在这样的压倒一切的气氛中，当然是不容陆钦范辩解的。整个运动中陆不能开口，耳朵里听到的则是革命群众对陆钦范反共、反社会主义、图谋资本主义复辟的揭发。说他阴谋复辟有三个步骤：“第一步：以造谣手法挑拨党群关系；第二步：制造“人口问题紧张”的空气，并且号召群众去找党的领导人争吵，企图掀起“匈牙利事件”；第三步：“要求让地主、资本家夺取政权，达到资本主义复辟的罪恶目的”。
真不知道当年究竟有多少人会相信，陆钦范除了农业化学外，还会玩这一套政治把戏；但这个捏造出来“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终于套在了这位外号“陆大傻子”的头上，他成了一个“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的“极右分子”。
不能不谈到他妻子
说到陆钦范，不能不谈到他妻子雷念慈。解放后不久，陆钦范的第一个妻子钱丽英就去世了。1953年陆钦范和雷念慈结婚，她比陆小七岁，读书的学校都是名牌，先在北京师大女附中读书，后于1944年北京大学应用化学系毕业。1948年12月被国民党剿共十六突击队逮捕，三天后释放。
和陆结婚时，她正在钢铁研究院工作，是炼焦研究室的骨干，发展入党的对象。她所以愿意作陆钦范的“续弦”，是爱慕他的学识，人品。按她的话说：“他是一个好人。”她知道他的前妻为他留下了两个孩子，又知道陆钦范是一个热心节制生育的学者，说到哪儿做到哪儿，为了不违背他主张的“两孩制”，她答应婚后不再要孩子。可以想象，有了雷念慈这样的女人作妻子，对陆钦范来说是求之不得的。他怎能不十分关爱这样一位知心人呢
但是美满的家庭生活刚过了四年，陆钦范就被戴上了极右分子的帽子。1961年陆被“流放”新疆前，中国农科院曾向钢铁研究院通报此事。钢院党委找雷念慈谈话，表示很希望她留下来，因为她在各方面表现都好，但有一个条件，就是必须和陆钦范“划清界限”。否则，她就只能同陆钦范一起去新疆了。
几天之后，雷念慈找到党委，斩钉截铁地表示：“我跟陆钦范走，他是一个好人，我不能在他患难的时候，把他们丢下!”她没有掉眼泪，更没有哀求，毅然决然陪着陆钦范和不是她生的两个孩子走上去新疆之路——一条当时看来是毫无疑义的不归路!这时雷念慈刚40岁，还算年轻，又有专业，而且和陆钦范没有子女的瓜葛。就这样，她做出了影响她一生的决定，这不仅因为有四年间的夫妻之情，更主要的还是有存在她心中的“陆钦范是一个好人”的信念。
1966年，“文革”闹起来了，由于陆钦范是极右分子，首先把她揪出来批斗，在“牛棚”中劳动了三年，后又同丈夫被“流放”到南疆靠近巴基斯坦的一个偏僻荒凉的农场放羊。在新疆，从石河子到喀什草湖和巴楚毛拉，她一直伴随着陆钦范渡过了那艰难困苦的日子。其间，雷念慈最关心的还是他们的两个孩子。1971年老二陆汝工因事去北京，雷念慈让他去看一位好友，雷请求她设法把两个孩子办出新疆。考虑再三，两个年轻人要想离开新疆，只有一条路好走，那就是想法去当兵。但那时当兵的首要条件是“根正苗子红”。一个大右派的儿子怎么能走这条路呢
雷念慈并未心死，1972年她请假回北京探亲，再次去找这位朋友。这位朋友念及往日情谊，诚恳地说，孩子们的事情不好办，设法把雷一个人调回内地还是可以的。平心而论，朋友对她已是尽心尽力了，但雷没有领情。原因很简单，就是她不忍丢弃陆钦范这个“好人”的一家而去。如果她真的这样做，又何必当初呢
雷念慈回到南疆，陪伴那个在戈壁滩上牧羊的丈夫，直到1976年，全家返回丈夫的老家苏州。这位伟大的妻子、伟大的母亲、有才华的女化学工程师，1978年患脑癌辞世，终年仅57岁。
再谈“陆大傻子”戴罪之后
前已述及，陆钦范1957年被划为“极右分子”之后，继续研制一六○五杀虫剂，到1960年，研制工作基本完成，陆和妻子雷念慈被分别下放到甘肃武威和山西寿阳劳动一年。1961年6月调往新疆石河子生产建设兵团农学院，先在化学教研组，后调到生理生化教研组。这个农学院刚筹建两年，又值三年困难时期，他们只好住在农学院学生宿舍的一间未完工的盥洗室内。后来盥洗室要安装管道，行政科催他们搬到连门窗都没有装好的土坯房去住。幸亏这时陆的妻子调到农研所工作，以她的名义，在所谓“高知楼”分配到一套25平米的房屋。陆钦范在农学院虽然教过两三年书，到了1965年，随着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陆钦范被迫退出讲台，到大田去干农活了，什么大田灌溉、装卸车辆、合泥打坯等等，轮到零下20℃的夜班，也照常劳动。
陆钦范的右派分子的帽子，是迟至1975年5月26日才摘掉的。
为人正直的陆钦范虽然希望早早摘掉那顶沉重的帽子，但他笃信真理，决不折腰，不肯说假话，不肯作违心的假检讨。时光到了1975年，又要开会讨论陆钦范的摘帽问题了，雷念慈鉴于丈夫以往坚决不承认提出“人口增加将会导致生产落后”，是向党进攻，是要推翻共产党的领导，一直难能过关。她急了，赶紧找到一位善写“检讨文章”的“老运动员”，代写了一篇既能让陆钦范同意，又能让上面接受的材料。这位“捉刀手”果然出手不凡，一篇洋洋大观的文章一射中的，陆钦范终于得到了这样一纸摘帽决定：“原兵团农学院教员陆钦范，在1957年乘我党整风之机，恶毒攻击党的领导，诬蔑社会主义制度，情节严重，态度恶劣……陆钦范在十多年的思想改造中，对自己所犯错误有了认识，表示永不翻案，在劳动中表现也较好……同意摘掉陆钦范的右派分子帽子……”
雷念慈感谢“捉刀手”鼎力之功，特买了一只老母鸡酬谢。
摘帽后的陆钦范感到自己已“回到了人民队伍”，次年便提出退休，目的很单纯，就是想退休后，把他带到新疆的两个孩子再带回较发达的内地，使他们多受一点教育。在他自己，无论在哪里都已无所谓了。
1976年唐山大地震，8月31日他从新疆巴楚毛拉给“唐山市革委会抗震救灾组”写信，要求参加救灾工作。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一位高级知识分子的无可奈何的地位。他在信中说：
“我年61岁，……考虑到唐山复建工作极需完成，特此申请参加志愿工作，生活和一切其他费用，完全自理。干上一两年，为唐山的生产事业，添上一砖半瓦，再回家。”接着他对自己的工作能力做了介绍：“我对工作种类，有比较充分的适应性，从挖掘土方，装卸搬运，矿井劳动，以至钢铁厂、水泥厂、化学产品厂等都可以干(有一些书本知识或少量实践)……”
请看，一位获得博士学位的生物化学家竟然把他能干的重体力劳动放在前面，而提到他的专长生物化学时，则吞吞吐吐。要是把高级知识分子都“改造”成这样，就算“改造”好了吗当时的确有些人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干的，难怪我们的科技事业水平比一些先进国家落后几十年呢!
陆钦范在内地求职未果，只好于当年10月返回老家苏州，按理这是符合当时有关政策的，但苏州市公安局硬是不给办理户口手续，说“五类分子不许迁入苏州。”陆拿出“摘帽”证明书，也无济于事。因为“右派”摘了帽子，还是被列入另一顶的“摘帽右派”。
这年10月回到苏州的陆钦范一家困难接踵而来，没有户口，就没有票证，没法买粮、油、煤等等。
1978年彻底平反冤假错案，陆钦范的“右派”问题得到改正之后，他发挥余热，又去江苏农药所工作，翻译资料，教授英语，他都积极去做。同时他还继续关注我国的“人口问题”，又加上“禁烟问题”，“环境保护问题”。总之，他始终关心国家大事，不悲不愤，无怨无悔。
他的儿子陆汝文于1988年留学德国，翌年发生“六四”风波，德国有关机构对华放宽移民限制，要陆汝文作出或去或留的选择。8月底，陆汝文打电话征求父亲的意见，陆钦范态度很坚定，断然叫他学成后回国，参加社会主义祖国的建设。他对祖国的热爱，即使经历了几十年的磨难，还是始终不渝的。
他的学友夏承壁在苏州和他重逢时，题诗一首相赠：
行年已七十，犹未失童真，
坎坷怅世事，离乱庆余生，
知交多零落，老伴喜同心，
天涯霰旅梦，故乡草木情，
讴歌聊寄意，诗书析理明，
淡泊持素志，繁华若烟云，
乐天复安命，荣辱何是凭，
园林度余岁，人世两无争。
陆钦范于1994年1月6日，走完了他坎坷一生的道路，瘁死于南京。像他这样不说假话、敢于坚持真理的人，在中国再多些就好了，他的“傻气”将是我们学习的榜样，“陆大傻子”也会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
(责任编辑 洛 松)
天津市静海县大邱庄农工商总公司原董事长禹作敏最近去世。不少新闻媒体对此作了报道，并对禹作敏作了客观的评价，说他80年代曾带领群众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生产效益高。1993年因犯有窝藏罪、妨害公务罪、行贿罪、非法拘禁罪和非法管制罪被判有期徒刑20年。
禹作敏的罪行有5条，究其犯罪的直接原因，可以用李占发的一句话来概括：“李凤政暴死，3亿资金说不清，禹作敏急了，私设公堂。”
李占发在这个期间先后担任中共静海县委副书记、县长，他也是中共天津市委指派调查和处理禹作敏案件的工作组副组长。他对事件的原委和应接受的教训有深刻见解，并以此为鉴，为深化农村改革提出了新的课题。
具有浓厚家族色彩的“能人”办企业
大邱庄是禹作敏充分利用手中的权力，依靠本村的“能人”与城市有关领导和企业结合而快速致富的。
大邱庄地处团泊洼，这里的农民历来过着贫困日子。“文化大革命”中禹作敏带领社员奋力学大寨，修台田，仍摆脱不了贫困。当时全大队耕种着400多亩土地，年收入只有20万元，除去各项开支，剩五六万元。年年都有超支户、欠款户，最穷的队一个劳动日分红只有2角钱，都是“穷光蛋”。1977年冬，在选举党支部书记时，农民再也不能忍受了，提出“谁能带领大队致富，谁当书记”，这对现任的书记禹作敏是个新的挑战。他回顾总结了30年农村的曲折过程，深刻认识到“阶级斗争为纲，人心慌慌，以粮为纲，穷当当”，决心把工作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办乡镇企业。他向社员保证，三年摘掉贫困帽子，如果实现不了，自动下台。禹作敏因此取得了群众信任，连选连任。
这是个人高度集权下的经济改革。办企业的先决条件是有项目，还得有地皮建厂房，更要有资金。这些都得通过党支部书记才能解决。确定谁来办厂就给谁创造条件。禹作敏自己组阁，他向群众说：“各吹各的号，都听我的号；不听我的号，一个也不要。”他针对过去吃“大锅饭”的弊端，实行“层层包，层层联，人人都有自主权”，要让“能人”先富起来。
大邱庄有一个叫刘万民的，人称“刘万能”，原来在天津一家冶炼厂当工人，后提拔为设备科副科长，1962年经济困难时期返乡务农，还当过生产队长。此人不仅懂冶炼技术，而且在天津的同行中有一批熟人。他受禹作敏委派考察项目，知道搞冷轧比热轧成本低，能赚钱。禹作敏当机立断，从大队筹集了几万元，又从别的单位借来几万元，凑足15万元，要刘万民、刘万全兄弟俩从天津买来废旧设备，办起冷轧带钢厂，当年就赚了17万元，成了大邱庄的发家工厂，再以滚雪球办法，“母鸡下蛋”，由一个厂变成4个厂。
1984年9月，新华总社记者林沫在河北衡水一带采访，所到之处都听到农民对大邱庄富足的赞美声，便到天津约笔者到大邱庄采访。那年禹作敏55岁，他具有农村干部的质朴和坦诚，虽是初次见面，没有什么寒暄，开门见山，完全用自己的语言，把一串串记忆准确的数字如数家珍般一口气道来：全村3040口人，737户，承包单位15个，固定资产2000万。过去穷，土地盐碱，村子破，偷、赌、迷信什么都有。为什么地主兼资本家能富就是搞工业。现在有带钢、制管、印刷、电器4个厂，加上下属工厂，年利润1000万元。他提倡高工资、高消费。当年一般劳力年工资是1000元，奖金2000元，比当地一般农民的收入高过十几倍。谈到致富经验，他说：“我们是‘统一致富，不是包产到户’。因为许多农民连天津也没有去过，又不会说话，怎么会办工厂赚钱就得用‘能人’办厂。过去有点毛病的都压着，现在要用他一技之长。这15个承包人都由我任命，工资奖金都由我定。工业赚了钱补农业，种地收入有的一年1万多”。
“我用的人，群众选出来的一个也没有。民主选举的可能是老好人，但不一定能产生效益。”他列举了“选举”产生不出来的几位“能人”：
——党总支副书记李凤政，鬼头鬼脑，什么都不怕，就怕我。人们说他有水平，有能力，但是左一股势力右一股势力制约着，选不上，是我说服大伙把他吸收到领导班子的。
——建冷轧带钢厂跑业务的刘万民，日本统治时期当过几天伪军，农民对他很反感。党总支就我个人用他。别人说“不要让他丢脸”，我也认为他滑，但光老实能行他把工厂搞起来，我在大会小会上表扬他，又帮他入了党。
——插队知识青年石家民，大会发言口才不错，嗓门高，给人主持婚礼有一套。当了两年广播员，又让她当了一年妇女主任，解决了组织问题(入了党)，现在是总公司办公室主任。
——禹作尧，高中毕业，最调皮，调到大队当治保主任、民兵连长，培养他，现在是制管厂厂长。
——24岁的张延军，学校出来后，在大队养着200头猪，喂了4个月，死了一多半，但他不甘心失败，白天黑夜看养猪书，还守在猪圈用白草喂，我看他事业心强，先调他到大队当团支部书记，后让他当电器厂厂长。
听了禹作敏介绍，真是耳目一新。当我们住下来才知道，禹作敏用的“能人”中，特别是承包大厂的主要领导多是禹作敏本家堂弟、女婿等家族成员，或是“忠于”他的贴心人。他规定承包厂长工资，每创1000万利润，个人提成10万元，因此这些厂长都“玩命干”。
禹作敏以党政领导兼家长身分对他们实行领导，既充分信任，放手使用，又给他们创造条件，还为他们承担各种风险。他们效忠禹作敏，有的说：“只要有一口气就要卖命!”
从“挖社会主义墙角”到“改革功臣”
禹作敏在大邱庄“一呼百应”，但当时的社会环境让他感到并不顺心。乡镇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大邱庄和一些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建立了许多关系，及时掌握了不少准确的政治、经济信息，这样他们就能抓住机遇，生产适销对路产品。在这个过程中，禹作敏摸透了一些国家干部清苦而想谋利的心态，作出规定，只要给大邱庄办事就给好处。来时好吃好喝，办成事情给本人一笔钱，称作“信息费”。这种报酬，从商品经济观点看是佣金，而作为国家工作人员收取这种报酬就是非法收入，因为许多国家工作人员是用手中的权力把事办成。为确保本人安全，大邱庄为他们“绝对保密”，因此，社会上对大邱庄和禹作敏有种种非议。有些人以“挖社会主义墙角”、“贿赂腐蚀国家干部”等罪名，接连写信给静海县委、天津市委。上级党委在对禹作敏问题未调查清楚之前，采取了慎重态度。1981年至1982年乡党委评禹作敏为优秀党员和劳动模范，县委都未批准。天津的个别主要领导还受计划经济框框束缚，认为大邱庄搞钢材加工，是与国营企业争原料，说他们发展方向有问题。大邱庄一方面经济大发展，一方面又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禹作敏为此满腹牢骚。
禹作敏受到非难时，传来了邓小平“中国要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发展”的讲话。1984年9月18日，禹作敏正在与林沫和笔者谈话，恰好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来到，他正按邓小平指示参加起草《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给大家带来了改革的春风。《决定》中心内容是，商品经济的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只有发展商品经济，才能把经济搞活。他听了禹作敏汇报后说，大邱庄的发展“路子对”，只要市场需要、社会需要，乡镇企业照样可以搞钢材加工。禹作敏高兴地向他说，你给我“壮了胆”。这是禹作敏和大邱庄的转折点。禹作敏的做法成了合法的经验，他本人由“腐蚀干部”的罪人变成了改革功臣。天津市委领导对大邱庄态度也开始改变，市委第二书记亲自到大邱庄表态，向禹作敏说：“你有曲折，我们也有曲折”，说明对大邱庄有个认识过程，表示支持大邱庄大力发展乡镇企业。
1995年元月2日，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启立由天津市长李瑞环陪同到大邱庄视察。他们看到大邱庄生产发展了，农民生活改善了，说这是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结果，指示他们生产物美价廉的产品，以提高市场竞争能力。禹作敏对质疑过大邱庄发展方向的静海县、天津市一些领导有意见，中央领导提醒他接受大寨陈永贵的教训，不要惟我独革。为了帮助大邱庄健康发展，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的吴象留下来，就大邱庄的发展方向进行调查，并帮助禹作敏正确认识和对待反对自己的同志。笔者陪同吴象参加了这次调查和谈话。他语重心长地劝告禹作敏不要把自己划为改革派，把不赞成自己的划为保守派。要他说服河北省电视台在即将播出的反映大邱庄改革的《燕赵悲歌》电视剧中矛头不要对准县委领导。这次谈心从晚饭开始一直持续到深夜。但是，只相信权力和金钱的禹作敏对这些规劝已很难接受。 利用国家政权创造“效益”
禹作敏的家庭在土改中被划为中农，家人擅长作倒贩牲畜生意。本人小时读过几年《四书》，合作化后当过多年公社、生产队会计和生产队长，善于理财经商，懂得国家的财政、税收政策。他有一句名言：“抬头向前看，低头向钱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他和他的创业者，采取原始积累办法，一方面以最低价格进原料、以最低的劳务费加工；另一方面又千方百计避税、逃税，从而实现了低投入高产出。
1987年大邱庄工业产值达到2亿元，税后纯收入4000万元，分别比上一年翻了一番，1988年计划产值达到5亿元，纯收入达到8000万元。连年翻番的高速发展，引起了各级领导的重视。1988年5月21日，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来大邱庄视察，提问：“为什么能搞得这么多”，禹作敏回答：“大小结合、土洋结合，以小为主，以多取胜”，“凡是大厂都划成小厂，然后包下去。”
为什么“划小核算单位就能翻番”笔者跟踪采访时，是大邱庄总公司新提拔的两位年轻的副总经理接待的。一位叫禹绍国，是禹作敏的大儿子。他原来是为他父亲开车的，现在分管工业项目；另一位叫禹绍桐，这位小伙子是副总经理禹作章的儿子。他们都是禹姓家族的，双双两代人都在一个领导班子。这两位年轻副总经理讲出了大邱庄的经营“奥秘”。他们说，划小核算单位，理由是提高对市场的应变能力，实际却是钻政策的空子，因为天津市规定新办企业由免税1年变成2年，划小核算单位就成了新办企业，可以享受免税两年的待遇。国家税类、税种很多，许多工厂依法缴税就赔钱，躲开税就赚钱。知情人说，划小核算单位还可以重复计算产值、利润。因此，效益非常突出。
要钻“政策空子”，必须取得工商、税务部门的支持。1989年4月10日，笔者陪同原国务院农业发展研究中心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几位专家学者来到大邱庄。禹作敏得意地向来访者说：“我当了36年干部，挨了36年整，但我越挨整胆越大，越挨整越有经验。”他介绍说，“大邱庄住着工商、税务、公安派出所5个人，还有银行。法院帮我要款。他们的工资半明半暗，两头都拿工资，派出所所长的工资由我开”。
国家执法部门历来都是吃“皇粮”的，是代表国家公平、合理处理事务的。现在在大邱庄设专门机构，另外领着大邱庄的钱，就得首先为大邱庄办事。“划小核算单位”，工商管理部门就地为他们办理营业证，就地免税；大邱庄与外地人发生纠纷，领取大邱庄工资的公安人员首先保护大邱庄；打官司不用怕败诉，领取大邱庄工资的法院工作人员会替大邱庄说话。禹作敏说“这些我都省心了”，他尝到了官商结合的甜头。
官商结合变成官商一体，禹作敏就有恃无恐，目无法纪，敢于以言代法，以身试法。
大邱庄成了禹作敏的天下。禹作敏实行“统一致富”，赐给了大邱庄人致富权，但他剥夺了大邱庄人对他的监督权。1990年3月的一天，大邱庄工业公司副总经理刘金刚的司机高玉川只说了一句“禹书记为女儿出嫁，在县城盖小洋楼花了不少钱”，禹作敏知道后怒发冲冠，这位司机受到审讯拷打，逼得服毒自杀(未遂)。当这位司机最后承认是听刘金刚讲的，禹作敏就穷追不舍。副总经理张玉英见状，觉得有点过分，便劝禹作敏“这件事没有多大，就不要再兴师动众了。”禹作敏怒气冲冲地说：“张玉英没人心，到了用你的时候，你就掉链子!”不久张玉英被指责为“与党委不保持一致”，被撤销了所有职务，并限期搬出领导住的“人才楼”，回到普通村民住的庭院去。金钱加权力在禹作敏及其家庭中显示出无比威力。
1990年4月11日，禹作敏的一位叔伯侄女精神受了刺激，说是被她所在工厂副厂长刘金会污辱所致，禹作利非常气愤，纠集一些人将刘的父亲打死了。为给禹家开脱，一些人连续两天打着“刘玉田死有余辜”的标语游行，要求从轻处理禹作利。禹作敏对刘家密谋迫害，对其家人监视跟踪。他亲自召开全厂职工大会，扬言“刘玉田应该早死，有水平的可以上台揭发，没水平的可以骂大街。”一些人在他煽动下喊出了“打死人无罪”的口号。
“这十几亿资产属于谁的也可以说是我的!”
产权不明，缺乏约束机制，经营者权力无限膨胀，企业财产很容易变为个人财产。
“老范，我要坐‘奔驰’汽车，你看怎么样”1990年10月21日，禹作敏接受采访时笑着向笔者说。“奔驰”是原西德一家工厂生产的豪华车，当时一辆价格合人民币五六十万元。这时，他已经由“人才楼”搬进了更加豪华的小洋楼，琉璃瓦顶墙围着，被人称作小“中南海”。令人反感的是，不仅有进出门登记的“传达室”，右边门口还日夜有警卫守卫。因为大邱庄的工厂许多是靠禹作敏的权力和关系建成的，减税、免税是禹作敏与官方打通的，禹作敏当仁不让是大邱庄资产的支配者。
承包大邱庄企业的“能人”和禹作敏的产权观是一致的。在一次产权改革座谈会上，禹作尧说：“我们是白手起家，现在每个集团都有十几亿资产。这究竟是属于谁的”他自问自答：“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都难说”，“大队没给一分钱，当初向银行贷的几万元款都还了。国家也没有投资。”他由此推论：“这几十亿资产是我的也可以说。”
企业承包人认为“可以说是我的”，但国家工商管理部门发的营业执照印的是“集体所有制”，又不是“我的”，因此企业承包人个人除了“白色”收入就是化公为私，以权谋私，公车私用，挥霍无度。
这是“能人”办厂带来的产权不明和分配难题。财会学校毕业、从乡领导提到静海县乡镇企业委员会主任多年，后来担任了静海县长的李占发，对产权不明与乡镇企业发展的关系说得很透彻。他说：“集体企业两个人承包，不明确产权，企业就会变成个人财产。如果缺乏监督，家业再大，过几年都会变成‘空壳’”。
产权不明，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个问题。李占发在一次全县干部大会上讲话时说，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是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上的财产所有制和使用权高度集中的体制。这种体制存在着集体和个人在公有制经济中权益关系十分模糊的弊端，使农民名义上是集体财产的所有者，但却不清楚自己在集体财产中所占的份额。这种模糊的财产制度，无法激发农民对集体财产的起码关心，作为集体经济主人的农民，实际上并未把集体经济视为自己的经济，因此积极性不高，导致生产力下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首先由贫困地区发起并迅速覆盖全国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完成了由集体高度统一经营，向家庭分散经营转变的第一次改革。集体高度集中的财产开始分离，农民获得了剩余产品的所有权和支配权，初步塑造了农村多元化的格局。但是，这次改革没有触及集体产权空位问题，农民与集体经济关系也没有理顺。改革中仍然是集体高度统一经营的大邱庄，农民个人在集体资产中的份额本来就不清楚，“能人”起主导作用办起的乡镇企业，农民个人的产权份额更为“模糊”。
产权不明是企业的“毒瘤”，随时腐蚀企业和企业家的机体，是造成干部腐败的总根源!
现代企业管理和子继父业
正因为“这十几亿资产可以说是我的”，但又“不是我的”，所以禹作敏父子想方设法控制大邱庄党政财文大权。
大邱庄又来了个大发展。1990年，国民经济调整，人们正在大喊“市场疲软”之际，禹作敏得知邓小平重申“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的信息，判断一个新的经济增长时期将随整顿结束而到来。在各地乡镇企业资金均告急之际，大邱庄在全公司范围内统筹资金，投资6000万元上了三个年产值亿元的骨干厂。凭借雄厚的集体积累，和中央冶金、物资等部门搞联营企业，向天津港保税区、深圳特区投资搞合资企业，铺垫走向全国、进军国外的桥梁；大力发展标准化企业，用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改造老设备，向高技术、高质量、高效益的现代化方向发展。邓小平南巡讲话一发表，大邱庄又出现了新的经济腾飞。1991年工农业总产值18亿元，比1978年增长1300倍，公共积累4.8亿元。1992年，在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年鉴里，大邱庄是社会总产值、人均收入等多项经济指标连年稳居第一位的“中国首富村。”
大邱庄成为中国上百万个自然村的“首富村”，禹作敏也成为国内外的“新闻人物”。
现代企业要求现代管理，现代管理的中心内容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国外的资本家许多都不要自己的子女接班，而要另聘管理人员，但在大邱庄这样的企业，因为产权不明而承包人又觉得“这资产是我创造的”，就要由自己直接控制。
“我已经60岁了，应该考虑接班人了”，禹作敏向北京来访人员讲。他已选准了他的小儿子禹绍政。这位小青年上过大学，学过外语，有些才华，但他毕竟是一个20刚出头的青年，没有工作实践。为给儿子接班创造条件，禹作敏先要这个儿子当了全村的团委书记，又要他到“天津服装一条街”经商，创出了效益。
1992年3月，禹作敏认为“水到渠成”了，他以“实现现代化企业管理”，“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为名，进行体制调整。把大邱庄农工商联合公司改为“大邱庄企业(集团)总公司”，总公司下设5个集团公司，即万全集团公司、尧舜集团公司、津美集团公司、津海集团公司、华大集团公司。总公司成立董事会，禹作敏退居第二线担任董事长，总经理由25岁的禹绍政担任。从表面上看，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了，实际都由他们父子俩人统领了，所有权成了禹作敏的，经营权是儿子禹绍政的，统一到了“禹家”。从此，大邱庄总公司的领导班子中，除个别异姓是禹作敏“心腹”，其他都是“清一色”的禹家班底。
大邱庄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统一到禹家，他们自然“爱厂如家”，如果有人侵犯大邱庄的权益，他们共同捍卫。 “年薪70万”和“开明绅士”
正因为“这十几亿资产可以说是我的”，禹作敏就要千方百计维护本家族及其亲信的特权。
在“能人”先富起来的口号下，全村出现畸形消费。到90年代初期，全村人均收入高达2.6万元。全村有法国、美国、日本产的高级小卧车200多辆。继禹作敏之后，“奔驰”小卧车猛增到十几辆，最高标号是“奔驰”560型。这一切首先由谁来享受呢是禹家及其亲信中的“能人”。为什么大邱庄如此富足应聘到这里当顾问的天津一位国营企业厂长说，因为国营企业除了生产费用还要扣除大修理费、管理费、医药费等才是利润。利润绝大部分上交国家，职工工资、福利都是国家统一标准，不得超过；而乡镇企业除了生产费用就是利润，不扣除其它费用，其利润都可以直接参加分配，而且分配数额由自己决定，不受国家限制。
禹作敏的个人收入是个不解的谜。他以廉洁自律自居，向北京来的专家学者说，我不多要钱，大伙给我评定，年薪10多万，我不要，你们来，我个人请客。一年只给家交1万元。但是，知底细的人却认为他赚的是“无数钱”。而别人都不能过问，也无法掌握。当公安局对他实行拘留，市、县联合工作组进村后，大邱庄的财会人员才向工作组提供了真实情况：1992年总公司正副经理每人年薪是70万元，担任副总经理的禹作敏两个儿子当然也是这个数字。李占发说，这是禹作敏主持大邱庄党委会议定的，谁能说不合理、不合法这属于贪污还是正当收入谁能说得清楚所以李占发向中央政法委汇报禹作敏案件时说，大邱庄经济问题查不清，他们的工作组只能协助司法部门破打人致死案。他说，这只是白色收入，灰色、黑色收入知多少在这里共产党的党委会已成为维护禹作敏及其家族权益的工具。这是“一元化”体制给禹作敏带来的便利条件，也是禹作敏的腐蚀剂。
个人和本家族的消费毕竟有限，禹作敏就用金钱作为与极有权势和名望的人交易筹码，以抬高自己身价。他对北京来的专家学者说：“每天上门要赞助的有三四家，真是应酬不过来!”但对抬高个人社会声望的事情，他就当起了“开明绅士”，慷慨解囊。所以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落选了还可以当政协委员。
这些“赞助”都是当新闻见诸报纸、广播的，更多的却是给握有实权的高官的“绝对保密”的信息费。所以当禹作敏判刑时，因不涉及经济问题(个别已揭发的案子除外)，许多接受贿赂的官员受到了“保护”。
禹作敏成了金钱和权力的化身，个人也就感到不安全了。他有8个保镖。大邱庄不断发生“劳资纠纷”，禹作敏看到这种新的社会矛盾，怕事态扩大，多次出面调解。为了维护正常的生产秩序，保证自身安全，禹作敏多次以文件形式上报天津市公安局，要求扩大大邱庄派出所的编制。这个要求被否决后，他仍不甘心，又采取建立经济警察和扩大保安人员的办法。他把效忠于他的得力干将提拔为治保主任。禹作敏兼任派出所指导员，掌握执法权力，全村经济警察也增加到100人之多。在宣布拘捕禹作敏的同时，公安人员依法抄了他的家，除几十万现金、进口药品，还发现有武器。
总公司变成审讯“败家子”公堂
正因为“这十几亿资产可以说是我的”，禹作敏父子及其家族人员就把流失财产的人当作“败家子”。
个人集权下的产权不明，有一个特点，就是群众对资产底里不清，惟独“老板”个人清楚。1992年11月，大邱庄华大集团公司总经理李凤政突然病故。他死在会议桌上，终年45岁。
“李凤政一死，3亿债务说不清。2亿是银行的，1亿是外边欠的。”“厂房、设备分开。到1996年6月债务还未清理完毕”，“究其原因是管理不善，没账。一人说了算。这人死了更说不清了。华大集团损失6000万。”李占发用简洁的语言说出了事件的起因。
这位李凤政就是被禹作敏称为“鬼头鬼脑，谁都不怕，就怕我”的“能人”。他当过大队会计、总公司党委副书记，能说会算，也有气魄。因为所有权与经营权都集中到一个“能人”身上，“老板”突然故去，企业失去控制，平时的流通渠道中断了，资金流向一下说不清楚。这比企业倒闭造成的损失还惨重，转瞬间企业变成了“黑窟窿”。
“3亿外债说不清”，“李凤政死时发现外来的干部有贪污。”这时把大邱庄资产当作“也可以说是我的”禹作敏和他的同伙，气急败坏。禹作敏主持召开公司中层以上干部会议，说华大集团领导是一帮“败家子”，是来糟蹋大邱庄的。他突然宣布撤销华大公司，将其所属的企业划归万全、津海、津美、尧舜四个公司管理，同时撤销华大集团9名副总经理职务，并开始了审讯。
大邱庄总公司会议室成了一个私设的公堂。他们准备了警棍、皮鞭等刑讯器材，并设置了录音、录像设备，对所怀疑的对象进行审讯。在禹作敏的主持下，大邱庄企业集团总经理禹绍政、大邱庄治保主任周克文、总公司副总经理兼秘书长石家民(女)等，先后对原华大集团公司氧气厂厂长田宜正、华大公司副总经理侯洪滨、华大公司养殖场场长宋宝进行了审讯。12月7日，禹作敏主持审讯，他首先动手打人，别的打手一拥而上，拳打脚踢，一直把人打得鼻青眼肿，按照他们的要求“承认”了自己的问题才罢休。事后，他重赏了审讯“有功人员”。
禹作敏敢于私设“公堂”审讯打人，他的部下和亲信就敢动酷刑。在审讯中，外地来的26岁的养殖场业务员危福合被怀疑上了，12月13日万全集团经理部经理刘云章把他带到三楼会议室，要他交代问题。危说自己没有问题，打手们扒光危福合上衣，用电警棍击，用三角带皮鞭抽，一批人打累了再换另一批，这场审讯持续了7个小时。万全公司先后有18个人参加了对危福合的殴打。到晚上10点危福合停止了呻吟，被送到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打死人后造假象，禹作敏让4个打手跑了。公安局抓人，他不让进。”李占发点明了禹作敏犯窝藏罪、妨害公务罪的缘由。
父子俩成了同案犯
执法部门通缉嫌疑犯并开始搜查时，大邱庄在保安人员指挥下，调动汽车、拖拉机、马车，设置重重障碍，组成“五道防线”，同时发出告全国各省市党委书记书，称天津市公安部门非法抓人，要求全国各省市声援，干扰正在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与此同时，担任总经理的禹作敏儿子禹绍政向中央机关一位工作人员行贿，要他提供中央领导人对大邱庄事件态度的信息。中央领导发现后及时作了处理，禹作敏父子撞到了“枪口”。
“垮我禹作敏，大邱庄都得垮!”禹作敏把家族、亲信都绑到他的战车上。他决心抗争到底。当执法部门进村搜捕犯罪嫌疑人时，禹作敏还要领导班子成员组织3万人到县城游行，以示反抗。这时，他的班子成员、家族和亲信才感到不能再愚忠愚孝了，不能再铤而走险了。他们在痛苦中和禹作敏决裂。张延军拉着禹作敏胳膊，声音沙哑，泪流满面：“董事长，不，不能这样干啊!”表示以死相谏，拿起桌上的玻璃烟缸向头上猛砸，殷红的鲜血从黑发中渗了出来；禹作尧把头撞到了木头上；禹作敏女婿、津美公司经理赵树忠知道劝阻无效，借故躲到外地，用电话指挥生产。与禹作敏共事多年，又和他有亲戚关系的刘万全(刘的儿子刘永华是禹的侄女婿)，托病不出。人们从这种场面看到了利用封建家族网络办集体企业的祸害!
大邱庄事件引起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重视，中央领导指示：“依法办事。”12月15日，禹作敏被天津市公安机关依法拘留，显示出了法律的尊严和权威。
1993年7月31日和8月14日，天津市检察分院就刘玉田和危福合被殴打致死案向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当天进行了公开审理。禹作敏等8人走进法庭，站到被告席上。
法庭调查结束，转入法庭辩论。公诉人指出：“在禹作敏统治下的大邱庄，可以说成了针插不入、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成了无法无天的‘土围子’。”
辩论结束，被告人作了陈述。禹作敏说：“大邱庄成了‘华夏第一村’以后，我的头脑膨胀了，造成这场罪，有思想和历史根源。”
1993年8月27日，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禹作敏和7名同案犯进行了公开宣判：对被告人禹作敏决定执行有期徒刑20年；被告人禹绍政犯行贿罪处有期徒刑9年，非法拘禁罪处有期徒刑2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0年。
禹作敏父子成了同案犯，双双入狱，与企业管理体制上有关，也与几千年的封建家族观念有关，它留给中国农村干部和企业家的教训极为深刻!
禹作敏服刑的第五个年头，住进了天津市天和医院3楼甲病房。1998年5月13日，笔者在这家医院的病房见到了禹作敏，一个人在玩扑克。他说是因病保外就医。他虽然住得安静、舒适，但旁边的一间房还有两位警察监护着，与我谈话还有些慌张。我说“你在农村改革中还是有功的”，他说“没有用!”这时，他才知道功不能抵过，功不能抵刑。法律是不能超越的。在法律面前，权力、金钱都已黯然失色。问他年龄，知道他69岁了，问他服刑还有几年，他沮丧地说还有15年。
禹作敏身边有老伴陪着，应该说对他很不错了，但他急于想过正常人生活。他说：“我想回家!”一个人失去自由是何等的痛苦!知情人说，禹作敏心血管、胃部都有些慢性病，但一般不会突发。他曾指着自己的脑袋向大夫说：“我的病在这里，你能为我治好”10月3日，服药自尽。据有关人士分析，禹作敏可能觉得“回家”保外就医的希望实现不了，服刑期满已经80多岁了，不如提早结束生命。
据悉，服刑期间的犯人是不准开追悼会的，但禹作敏出殡时，闻风而来的人不少，只小卧车就有六七十辆，可见人们对他的功过是非是清楚的。
农民有了所有权才能制约专权
“如果不明确产权，加强监督，不是李凤政的结局，就是禹作敏下场!”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产权不明是禹作敏的陷阱，也是所有企业家的陷阱”。事件发生后，李占发组织各级干部调查研究，并通过试点，推行了股份合作制。这是调动经营管理人员积极性、实现共同富裕的好办法。它虽然削弱了企业负责人的部分“特权”，却给了他们更大的自主权。但是，这样做是否符合党的政策如何从理论上加以说明他们心里没底。1995年3月8日，李占发以静海县政府名义邀请中央农口一些专家学者进行论证。这些专家学者认为，禹作敏对中国农村改革是有贡献的，但受到中国封建家长制的影响，权力越大，消极面越大，把自己打扮成改革的化身，走上了极端，不可容忍，受到了法律惩罚。这和体制有关系，因为原来的产权和经营权与劳动者结合不到一起，厂长感到“是我的，但又不是我的”。静海县总结了大邱庄的经验教训，对产权问题认识得很深，经验也很系统。专家学者指出，产权制度改革是继联产承包后，又一个伟大创造。股份制与合作制适合中国国情，农民既有决策权，又有受益分配权。农民既是劳动者，又是股份所有者。通过股份分红增加农民对企业的关切度，与自己利益相联系。股东代表选出董事会，由董事会确定厂长。农民有了这些权利才能当家作主。
大邱庄企业实行产权制度改革，由“能人”支配的“公”产变成农民集股的“共”产，农民能看得见摸得着。许多工厂已开始实行岗位股，企业法人提成(纯利润1％或2％归法人)，作为股投入企业，参加分红，分到红再投进去。工人也如此。禹作尧说，实行股份合作制增加了企业的凝聚力。大邱庄的实践告诉人们，农民有了所有权才能制约禹作敏式的专权。他们成了股份所有者就理直气壮地参与企业管理，严格监督厂长经理。张延军在天津市乡镇企业家座谈会议上说：“家长制不行了，要实行民主管理!”经过挫折的大邱庄开始走上民主法制的轨道!
(责任编辑 程 度)
1964年1月，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开始在全国农村地区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的四清运动，当时我担任中共天津市南郊区委员会书记。1月14日，市委召开郊区区委书记会议，部署“四清”工作。会上，市委决定把南郊区所辖的小站地区(包括小站公社、北阐口公社和小站镇)列为“四清”首批试点单位。
小站地区位于天津市区的东南，小站镇以盛产驰名中外的小站稻和从小站练兵起家连出三任民国总统而闻名。
“四清”工作开始后，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陈伯达即来到天津，直接插手小站地区的“四清”运动。在不足一年的时间内，陈伯达到天津达23次之多，亲手策划、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使一大批干部受到残酷迫害，把小站地区乃至南郊区的工作搞得一团糟，使党的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下车伊始 妄诬清白
1964年3月5日，市委书记万晓塘通知我：陈伯达要在天津抓一个“四清”工作试点，现在人已到了睦南道市委招待所，要我去迎接他，并陪他到南郊区去视察。当时在我心目中，陈伯达是我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是中央首长。这样的人物亲自下基层抓试点，指导我们的工作，是我们求之不得的事。我立即赶到市委招待所，在市委领导的引荐下与陈伯达见了面。初次见面，陈伯达给我的印象是很严肃，很有些中央首长的架子和派头。慑于他的威严，加上他满口的福建话我也听不太懂，所以我只是跟他握了握手，说了几句表示欢迎的客套话，然后便驱车奔南郊西右营村。
进了村，先一起听了“四清”工作队的汇报，然后来到大队党支部书记张凤琴的家里。
张凤琴贫农出身，是50年代初期的村妇代会主任和农业合作社社长，1958年起担任村党支部书记。由于她工作出色，先后被评为劳动模范和全国三八红旗手，是一位很能干的基层干部。在张凤琴家，陈伯达只呆了20分钟，跟张凤琴谈了一会儿话，又在屋里屋外转了转。
张凤琴家当时新盖了三间土坯房，屋子里存有一些稻谷，这本来是几年来实行农业生产合作化、连年增产的必然结果，村里绝大多数社员家庭经济情况都是这样，丝毫不足为奇。可是，陈伯达回到工作队就武断地下结论说：“张凤琴不像贫农，她家比好多社员都富。她当了支部书记发了财，成了全村的首户。双层玻璃暴露了张凤琴。我看她贫农不贫、劳模不劳，是个政治化了的人物。”又说：“一眼就可以断定她是敌人，你们搞吧，这不会错的!”于是，在陈伯达这一番讲话之后，驻西右营村的“四清”工作队立即行动起来，根据“中央首长的指示”，匆匆忙忙地拼凑了张凤琴的“十大罪状”，把她确定为斗争的重点对象。
过了几天，陈伯达又要从天津市区到南郊区的坨子地村去视察。我和区委的几个同志专程去迎接并陪同视察。
进村后，我给他引见了幸福之路大队党支部书记陈德智，并介绍了一下坨子地村(该村为幸福之路大队所属的一个自然村)的情况。
不知不觉到了午饭时间，在坨子地村吃完了“忆苦饭”，陈伯达又走马观花地转了一圈，回来就发“指示”，下结论，说：“姜德玉(前任支部书记)十多年来就是采取一套反革命的两面手法来维持他的统治。他披着共产党员的外衣，戴着劳模的面具，表面上积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实际上却与地富反坏勾结在一起，为反动阶级服务，对群众进行压迫剥削”。
陈伯达到底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凭什么对一位基层党支部书记、农业生产的劳动模范搞这样的诬蔑当时我实在是想不明白。说陈伯达是“火眼金睛”，一搭眼就能知道谁是坏人可是我就算肉眼凡胎，政治敏感性比不上陈伯达，但我毕竟是在南郊区当了十来年的书记(我自1953年起即担任中共南郊区委书记)，这些基层党支部书记和劳动模范，都是在公社和区一级党委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的，我认识他们，熟悉他们，平时与他们的接触也比较多，我怎么就没察觉到他们都是隐藏在革命队伍中的“坏人”呢这种疑问，当时自然是不能讲出来的，只是在心里重重地画了一个问号，心情也因此而沉重起来。
陈伯达在坨子地村的一番讲话，被“四清”工作队奉为圭臬，姜德玉立即被确定为“四清”运动中的重点斗争对象。
3月31日，陈伯达又来到小站镇。同前两次到西右营和坨子地一样，他只是东转转、西转转，又听了一下驻小站镇“四清”工作队的汇报，当场就下了断言：“这个张玉仑(小站镇党总支书记)出身土匪世家，是个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张玉仑所把持的政权，是个反革命两面政权，我命令在10天之内、最多半个月内撤掉张玉仑的职务，夺回政权。”
这种语言，这种闭着眼睛胡说八道乱扣帽子的霸道行径与两年后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派语言如出一辙。“文革”中，江青、康生之流采取的正是这种做法——随便给某位干部扣上几顶帽子，然后组织专案人员“量”着帽子的大小给人家罗织罪名。这叫“先定罪，后找证据”。陈伯达的这种恶劣作风在小站“四清”中流毒甚广。经陈伯达一手炮制的三个“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都是在1964年就定性处理过的。但是直到第二年才凑出“材料”，强行定案。
在陈伯达的一手操纵下，张玉仑很快就被罢了官。“四清”工作队按照陈伯达的“指示”内容，迅速给张玉仑拼凑材料，编造历史，进行了残酷斗争。 一手炮制三个“反革命集团”
从1964年3月开始，陈伯达始终亲自指挥小站地区的“四清”运动。他初到小站，只走马观花地“视察”了三个村子，就妄下断言：“小站地区像国民党统治区一样漆黑一团，农村没有几个好干部。”据此，他发出所谓的指示说：“小站地区80％以上基层的政权不掌握在我们手里，要利用三个月的时间开展夺权斗争。”他发出这个“指示”的时候，小站地区的“四清”工作尚未完全铺开，真不知道那个“80％”的具体比率他是怎么“测算”出来的。而实际上，陈伯达在初到小站时只去了西右营、坨子地和小站镇三个村子。这三个村子，每个村各出了一个“反革命集团”。这就是说，陈伯达关于“80％”的推断还是“客气”的，在他心目中，小站地区真正是“漆黑一团”，是完全烂掉了。
在陈伯达的直接指挥下，小站地区“四清”工作队严格执行“中央首长”的“指示”，小站地区果然有80％的社队干部遭到了撤职、批斗，有的甚至被捕判刑，个别蒙受不白之冤的干部直到“文革”结束后才得到平反。以西右营村、坨子地村和小站镇为例，“四清”时共有干部191人，其中有137人被作为“打进革命阵营内部的阶级敌人”进行大会批斗；整个公社共有干部208人，其中136人被大会批斗。仅小站镇就有93名干部被强行送到板桥劳改农场集训、交代问题。西右营和小站镇共有28人被逮捕、判刑或扣留。一时间，小站地区生产停顿，民心惶惶，人人自危，真应了陈伯达的那句话，成了“漆黑一团”。
在陈伯达的指挥下，小站地区的“四清”工作是按以下步骤开展的：
先夺权。他认为“80％以上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因此，亲自指挥策划了三个试点村镇的所谓“夺权斗争”。
“夺权”之后，即转入了“清经济”阶段。“清经济”的基本要求和目标，一是经济联系政治，通过清经济划清政治思想界限；二是国家与集体、集体与集体、集体与社员的账目要三对口，做到，账目、单据、表格、物品、款项五相符；三是“一净四透”，即：手洗净，澡洗透，账目、财物、仓库清理透。同时处理“四不清”干部的经济退赔等。
“清经济”时，首先召开动员大会，发动群众”揭发村干部的问题，同时要求干部“自我洗澡”(检查交代)，干部之间还要“互相送礼”(互相揭发)。问题轻的、态度好的，在大会上检查后可以获得“解放”。检查不主动、不彻底的，请“四清”积极分子帮助“搓澡”，即在小组会上强力挤压问题。然后是查账。由查账小组审核财物管理，纠正违反规章制度的错误做法，揭发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等非法行为。第三步是查证落实，第四步是定案处理，对重点人物进行批斗，做好退赔工作。
“清经济”之后，转入“清政治”。首先进行的是“阶级复议”。当时陈伯达提出：小站地区阶级状况复杂，解放前藏污纳垢，解放后民主革命搞得也不彻底，阶级阵营很不清楚，有许多漏划的地主富农，有的人私自改变出身、成分，有的人甚至冒充贫农。因此要重新进行阶级复议。根据陈伯达的旨意，“四清”工作组织成立了以“贫下中农协会”成员为主、吸收已过关的一部分干部参加的阶级成分评议小组(也称委员会)。要求各家各户报阶级成分，填写登记表，写明解放前三年的生产资料占有情况、经营(生产)方式及生活状况。根据自报情况，公布第一榜。然后组织群众进行讨论、评议，重点抓两头，即漏划的地主、富农和错划的贫下中农，据此公布第二榜。第二榜公布后，对因有争议而未定成分的个别户进行调查再评议，最后将评议结果统一报“四清”分团，经“四清”分团审批后公布第三榜。
这次重新划定成分过程中，多数生产队划得过严，除一些领导干部横遭诬陷、被强行打成“地主分子”、“反动富农”和“土匪世家”之外，还有不少普通群众被凭空提高了阶级成分，受到打击和迫害。这次大规模的清理阶级队伍后，小站公社戴帽“四类分子”计有902人，仅小站镇就有戴帽“四类分子”55人。对这些人，一般是进行大会批斗后，交群众就地监督改造。对这次被“清查”出来的所谓漏划地主和富农则一律实行扫地出门，其房屋、家具被没收，债权一律废除，对“有破坏活动”的地富分子，实行新账老账一块儿算，层层开会进行批斗，“批倒批臭”后，有的被公安机关逮捕，交法院审判后判处有期徒刑，有的交给群众监督改造。
至于“清思想”工作，则贯穿于“四清”运动的全部过程，通过宣讲“双十条”(中共中央下发的两个文件)，清算“资本主义道路”，搞臭“资本主义思想”，使群众提高认识，划清敌我界线，采取人人过关的方式检查资本主义思想和行为。
最后是“清组织”。即整顿党的基层组织，建立领导核心，以“巩固四清成果”。由于陈伯达的亲自过问、插手，所谓的整顿变成了专整党员干部。据小站公社76个生产大队的统计，参加运动的干部有1268人，整出犯有各种错误和“罪行”的干部960人，改选的支部成员共105人，其中连任的只有37人。被开除党籍的28人，留党察看15人，劝退的一人，暂缓登记的21人，受其他处分的44人。
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文件肯定了农村干部中的大多数是好的或比较好的，要求尽快解脱他们，逐步实行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并指出：“有些坏干部是会有集团的，但不把集团划得太多、划得太宽。”这个文件等于直接否定了陈伯达关于“小站地区漆黑一团”的错误估计。但，即使这样，也未能改变陈伯达对小站地区“四清”工作的看法。南郊区在贯彻“二十三条”后(当时我已被撤职)对干部重新分类排队，并对经济退赔工作也作了一些调整，解放了一批干部。但对陈伯达亲自定的所谓三个“反革命集团”涉及的246名干部却一律未作纠正。这三个“反革命集团”的冤案一直延续到“文革”中后期。
“清经济”阶段初期，在组织社队干部“洗手洗澡”、发动群众揭发干部的“四不清”问题时，运动出现了“三岔口”，即群众发动不起来，干部不能自觉地交代问题，工作队思想上产生了苦恼和畏难情绪，致使运动陷入停滞。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陈伯达窜到小站地区，亲自指挥小站地区三个试点单位的“四清”运动。他竭力夸大“敌情”，说“小站地区和国民党统治区一样”，要求工作队对“当地干部无论好坏，都要与他们保持一定的距离，划清界限。”工作队在陈伯达的指挥操纵下，很快完成了开展夺权斗争的舆论准备工作，并进入了实施阶段。
陈伯达认为，要真正搞垮“反革命集团”，夺回党政大权并非易事，靠当时工作队的力量是不够的。因此，他强令中共天津市委收缩其他区县的“四清”工作队力量，抽调人员加强小站地区工作队。3月下旬，市委陆续抽调了几千名干部加强小站地区“四清”分团的力量，市委书记王亢之、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方纪以及江枫等带领50名干警也来到小站地区投入“四清”运动。在陈伯达的授意下，《红旗》杂志社编辑部抽出10多位同志来到小站地区，帮助搞“四清”。小小南郊区，仅“四清”工作队员即达5000余人。
在陈伯达的指挥下，“张凤琴反革命集团”首先被炮制出来了。
张凤琴出身于贫农家庭，解放前当过童工、讨过饭，后到西右营村当童养媳。她苦大仇深，政治觉悟较高，在土改工作中表现非常积极，被吸收入党。1952年，张凤琴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组织了西右营村第一个农业生产互助组，转年又组织了西右营第一个初级合作社，先后担任村、乡妇联主任、初级社和高级社社长以及中共天津市南郊区区委委员、市妇联执委等职务，曾出席河北省党代会和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多次被评为天津市农业劳动模范，并于1960年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
就这样一位勤勤恳恳为党工作的好同志，却被陈伯达几句话就打倒了。陈伯达说她“在入党时自称贫农，实为富农。1954年她丈夫于占海有地49亩、骡子一头、大车一辆、水车一台、小农具齐全……”为了给张凤琴罗织罪名，陈伯达连起码的历史事实和一般逻辑都不顾了。1954年，全国解放已有5年之久，广大农民在政治和经济上早已翻了身，农民的日子过得好了，拥有了自己的土地和生产工具，这本来是共产党领导农民翻身得解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可是陈伯达作为中共中央的领导成员之一，居然把成就当“罪行”!按照他们的逻辑，如果贫农在土改中分得了地主的土地和生产资料，那么贫农就不能再算是贫农，而要根据他所分得的包括土地、房屋在内的财产来重新划定成分和出身。以陈伯达的“理论水平”而论，他不可能“糊涂”到这种地步。他之所以用如此荒唐的逻辑一口咬定张凤琴是“富农出身”，完全出于他个人的政治目的。
“四清”工作队秉承陈伯达的旨意，为了把张凤琴的“富农成分”坐实，想方设法拼凑“材料”，竟凭空捏造张凤琴“全家每年雇短工120个”，继而又把张凤琴和她丈夫打成“混入党内的富农分子、地主阶级的代理人。”在政治上，硬说张凤琴“十几年来以反革命的两面手法，欺上压下，骗取领导信任，取得合法地位，一直保持了10年的劳模称号，窃取了省人民代表、公社党委委员等职，暗地里对抗党的政策，任用亲信，搞宗派活动，推行反革命的阶级路线，公开勾结地富分子，打击贫下中农、干部，并拉拢腐蚀党的干部。”陈伯达还污蔑张凤琴之所以连续10年获得劳模称号是“地主阶级代理人的有意栽培”，“是南郊区委执意要树立旗帜而一手提拔的。”
1964年5月5日，陈伯达在谈到西右营“四清”工作的性质时又说：“张凤琴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一帮子坏人勾结起来搞反革命。他们自称贫农、劳模、党员、干部，是挂羊头卖狗肉，公开干坏事，因为他们掌握了权力，上边有人支持。”6月底，陈伯达又连续两次到西右营村去催要张凤琴的材料，并提出“要把张凤琴的问题和与她有关的人联系起来，看看到底是什么关系。”又暗示工作队说：“任何问题不提到一定的高度都是不能解决的。”从后来的事态发展来看，陈伯达的这些讲话是针对我这个区委书记的，即暗示工作队：刘晋峰是张凤琴等人的“黑后台”。
按照陈伯达的“指示精神”，“四清”工作队紧锣密鼓地把张凤琴和与她有关的干部的问题整理成单项材料，又把相互关联的问题“串”起来(即把个别干部的错误硬性牵扯到张凤琴身上)，拼凑成一个所谓的“以张凤琴问题为中心，以反革命活动为主线，以工作关系、历史关系和社会关系、亲戚关系相联系的张凤琴反革命集团”。为了扩大这个反革命集团，工作队把东右营、西右营、北义庄等三个大队的7名主要负责干部都说成是冒充贫农、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将他们打成“张凤琴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张凤琴本人则被打成“反革命集团”的头子，说她“把持东右营、西右营、北义庄三个村的党政大权，形成了一个反革命黑帮，实现了资本主义复辟。”
在陈伯达的“导向”指挥下，“张凤琴反革命集团”终于炮制成功。仅仅一两个月的时间内，东右营、西右营和北义庄三个村子成了“阶级斗争的第一线”，被列入“张凤琴反革命集团”的共有88人，超过了三个村干部人数的总和。
以大体相似的方针，陈伯达还炮制了“张玉仑反革命集团”和“姜德玉反革命集团”。陈伯达说：“刘晋峰不能复辟”
陈伯达为什么“恨”我其实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如今能回忆起来的，大概有两件事我直接“得罪”了这位“中央首长”。
第一次是“四清”运动刚开始时，工作队要我介绍一下小站地区的基本情况，当时陈伯达也在座。我说，小站地区、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干部在农业生产上是取得了很大成绩的，农业上连年增产就说明了这一点。干部们在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化运动中的表现也是积极的，是有贡献的。当然，一部分党员干部也有缺点错误，但他们的问题绝大多数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他们的工作成绩是主流，缺点、错误是次要的。因此，我建议“四清”工作应当以通过运动对广大干部进行教育、引导为主，对有缺点错误的同志可以进行批评，但不要以整人为目的，以整倒了多少人为成绩。我的这一番话等于无意中戳到了陈伯达的疼处，从他事后在小站地区“四清”工作中种种行为来看，他来小站地区抓“四清”工作试点的目的是为自己捞取资本，而在他心目中，整倒的干部越多，“挖”出来的“阶级敌人”越多，成绩才越显赫。我的讲话在无意中完全跟他唱了反调，所以，他从一开始就视我为眼中钉，把我当成了绊脚石，必欲拔除、踢开而后快。就在我这次介绍情况之后，陈伯达就向天津市委提出“撤刘晋峰的职、改组南郊区委”的建议。
第二次“得罪”陈伯达，是在对张凤琴问题的处理意见上产生了分歧。对于张凤琴，当时(指“四清之初)从市里到区里的看法还是比较一致的，认为张凤琴是一位勤勤恳恳的好同志，是一位称职能干的支部书记，正因如此，当初陈伯达到西右营视察的时候，我特意把张凤琴作为先进典型向陈伯达介绍，陈伯达听了我的介绍，才决定到张凤琴家里看一看。万没想到陈伯达只在张凤琴家呆了20分钟，就判定她“劳模不劳、贫农不贫”，回到市里就对市委书记万晓塘下命令：“撤张凤琴的职，如果不撤她就撤刘晋峰的职!”
“四清”工作队闻风而动，立即组织西右营村的社员群众揭发张凤琴的问题。而张凤琴坚持认为自己没什么问题可交代的，群众也表示揭发不出张凤琴的什么问题。工作陷入了僵局，陈伯达于4月初又来西右营，指使工作队强令群众揭发张凤琴的问题。天津市委不好公然违抗陈伯达的命令，只好召开市委会讨论撤销张凤琴职务的事。在会上，我再次为张凤琴申辩，我讲话的大意是，根据目前所掌握的情况，我认为撤张凤琴的职是不妥当的。当然，如果“四清”工作队今后发现了她有别的问题，则是另一回事。我的这个意见未被市委采纳，因为下达撤职命令的毕竟是中央首长陈伯达。最后，市委同意了陈伯达的意见，决定撤掉张凤琴西右营村党支部书记的职务。这次市委会议，陈伯达也在场，此外还有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河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远千里等同志。
会后，天津市委宣传部部长方纪和南郊区区委宣传部长陈喜荣起草了一个稿子，也就是关于撤掉张凤琴支部书记一职的决定通知书。4月25日，由工作队召集会议，意在把这个决定传达下去，陈伯达对我在市委会上的表态耿耿于怀，明知我不同意这个撤职决定，却偏偏强令我在会上宣布这个决定。按理，我应当照着稿念就是了，陈伯达纵然对我不满，至少他当时说不出什么来，因为他毕竟是实现了撤掉张凤琴职务的“愿望”。可是我始终认为，张凤琴根本就没什么问题，退一万步讲，就算她真的有问题，也还远远没弄清楚。一个童养媳，自幼吃尽了旧社会的苦，解放后一直跟着共产党，什么工作都是走在前头，党叫干啥就干啥，怎么干得好好的说撤职就给人家撤职呢我心里不情愿，也不理解陈伯达为什么非要逼着市委做出这种决定。他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干吗跟一个小小的村支书过不去呢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我在宣布决定时就打了“折扣”，把“撤销……职务”说成是“暂时撤销……职务”。
我宣读这个决定时，陈伯达一直全神贯注地听着。如今想来，他大概就等着这一天呢，所以听得十分认真，听到我说“暂时撤职”，陈伯达立即大发雷霆，厉声责问：“刘晋峰你要干什么撤职就是撤职，你为什么宣布暂时撤职”我没有理他，转过头去默默地看着窗外，正是暮春时节，窗外是一片柳绿花红的勃勃生机，室内鸦雀无声，一派秋天的肃杀。陈伯达怒气未消，见我不理他，可能也不想降尊纡贵跟我当场争论，于是喋喋不休地又讲了一通话。我只顾想心事，陈伯达都讲了些什么，我一句也没听清。
我明白，坐在旁边的大名鼎鼎的陈伯达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候补委员，曾经当过毛泽东主席的政治秘书，又是党内公认的大理论家。论地位、论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我都没法跟他比。论权力，他是党中央的核心领导成员，我只是一个区委书记，更是不可同日而语。可是，我并不是吃了熊心豹胆故意跟这位“中央首长”对抗，以当时的情况而论，我更不可能那么早就看出他是个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大野心家、阴谋家。我之所以敢于这么做，主要因为当时我们党内的民主空气还没有被弄到“文革”中那样的紧张程度，下级党员干部对上级领导的意见至少在形式上还是允许存在分歧的，“阶级斗争”的火药味还没有浓烈到完全封杀党内民主的程度。其次，凭的是一个共产党员的良心。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我有权利就这样一个具体问题保留我的意见，并准备在事后同陈伯达就此问题进行讨论或是申诉。我对于如此草率地撤掉一个基层党支部书记始终是不能同意的，我当时甚至以为这是“四清”工作队在背后捣了鬼，蒙蔽欺骗了陈伯达。我当时本能地觉得，陈伯达多半是不太了解情况，日后他了解情况后，会同意我的意见的，我没有想到的是，像陈伯达这种地位、这种水平的高级干部，居然会因此而恨我入骨，以致数年之后还耿耿于怀。以今天的观念来看，抛开陈伯达的政治立场和险恶用心不谈，单单以“人”的标准来衡量，他也算不上一个好人，因为他太小心眼儿，太没有气度了。
多半是我的“阳奉阴违”的态度激怒了陈伯达，导致他在张凤琴问题的处理上含有故意报复我的心理成分。7月5日，陈伯达第五次去西右营，恶狠狠地说：“我赞成把区委的两个部长(指宣传部长陈喜荣和农村工作部部长于荫田)和公社书记拉到西右营来，和张凤琴一起交给群众斗争。有病不能走，拿担架抬也要抬来!”7月21日，陈伯达居然违反党的组织原则和组织程序，在没有通知我们南郊区委的情况下就宣布开除张凤琴同志的党籍。
也许是因为个人恩怨(至少有这种因素在内)，也许是因为政治观点(陈伯达认为我头脑里没有“阶级斗争”这根弦)的不同，总之，陈伯达打定了主意，非要把我整垮不可。在亲手导演了“夺权”闹剧，亲手炮制了三个“反革命集团”之后，陈伯达强调：“反革命集团除了下边的根子之外，一般地讲，上边也有根子。正是由于上边的根子对这群反革命黑帮的包庇掩护，才使他们长期地存在下去。”他授意“四清”工作队，“要揪出三个反革命集团之后乘胜追击，挖出他们上面的根子。”
陈伯达没有打过仗，可是在指挥这场“挖总根子”战役的过程中却十分懂得“迂回包抄、各个击破、扫清外围、最后发起总攻”的战术。三个“反革命”的头子都是劳模，都是我们南郊区委一手培养起来的典型。先进典型变成了“反革命集团”，则南郊区委难辞其咎；我是中共天津市南郊区委员会的书记，是“党委一班人”的班长，如果党委成员“烂掉”了，那么我这个区委书记也就肯定不是好人了。于是，按照陈伯达的部署，工作队将区委、公社一级的领导干部中与三个“反革命集团”的头子有较多联系的人一一列了出来，把正常的工作关系一律说成“黑帮”关系，然后按图索骥，一层一层像剥笋一样“挖上边的根子”。
南郊区区委宣传部长陈喜荣受区委的委派并经工作队同意，于1964年3月来到西右营村，协助中宣副部长周扬及市委领导王亢之、方纪等人开展“四清”工作，并被安排为北阐口公社“四清”分团领导小组成员。只因为有一次在领导小组会上，他讲到“张凤琴的问题仍然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不是敌我问题，有缺点错误可以对她批评教育”，由此惹恼了陈伯达，他当场就说：“陈喜荣是在搞政变!”并立即命令陈喜荣回区委停职反省，后又将其揪到西右营村进行大会批斗。最后，陈喜荣被定为“张凤琴反革命集团”的根子，罪名是“反对领导、破坏运动、保护坏人”。
区委农村工作部部长于荫田，只因为1956年在西右营村蹲点搞经营管理的时候曾在张凤琴家住过，居然也被定为“张凤琴反革命集团”在上边的根子。原天津三区区委组织委员吴海亮也被陈伯达定为“张凤琴反革命集团”的根子，理由是吴海亮“解放初期是天津县委驻西青党组织委员”，“是西右营乡韩玉昆、刘长江的入党介绍人”。而事实上，吴海亮从来没担任过西右营乡党委的组织委员，也根本不是韩玉昆、刘长江的入党介绍人。像这种一查档案就可以弄得清清楚楚的问题，在陈伯达的主观臆想下居然也成了“罪状”!区财贸办公室主任边华英，因为1958年“大跃进”期间曾与姜德玉一起搞过丰产田，便成了“姜德玉反革命集团”的支持者，被定为该“集团”上边的根子。此外还有区、社两级领导干部共11人，均被定为三个“反革命集团”在上边的根子。“根子”挖出来了，还要挖出“总根子”。“总根子”当然就是我了。
我被定为“总根子”的过程极其简单。在定三个“反革命集团”在上边的根子时，陈伯达说：“要把刘晋峰放上去。”工作队的人说：“已按您的意思把刘晋峰放上去了，但还没有填事实，不知怎么写。”陈伯达怒气冲冲地说：“不要事实!刘晋峰是南郊区委书记，这三个反革命集团的头子，都是他培养的劳模、党员干部，这就是铁的事实，是罪证!”于是，我被宣布为三个“反革命集团”的总根子，陈伯达强行命令天津市委：“必须撤刘晋峰的职，必须改组南郊区委!”
据实而论，当时天津市委对陈伯达这种横加干预、强迫命令的方式也是有看法、有抵触情绪的。可是，陈伯达的身分和权力摆在那儿，谁也不好公然违抗他的命令。记得在做出将我免职调离的决定之后，市委书记谷云亭和市农委主任贾林找我谈话，他们安慰我说：“晋峰同志是好同志，你先到杨柳青‘四清’分团十六街参加‘四清’当队员，改名叫刘涛。安心工作吧。”在当时著名的刘(晋峰)、陈(喜荣)、于(荫田)集团中，我虽然是“总头子”，但市委对我还是尽了最大的努力进行保护，让我改了名字，继续为党工作。我当时觉得既愤懑又可笑，心想，我打日本、打老蒋的时候都“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如今是共产党的天下了，我这个革命几十年的共产党员怎么倒变成“地下工作者”了呢!市委顶着巨大的压力千方百计保护我，我听了很受感动，二话没说就到杨柳青“四清”分团去报到了。相比之下，我名下的“黑集团”的两个“副手”的境遇就惨多了：区委宣传部部长陈喜荣被撤职、开除党籍，送到天津市公安局青泊洼农场去劳动改造；农村工作部长于荫田被撤职、开除党籍，送北郊苗圃劳动改造。
挖出了三个“反革命集团”，揪出了以我为首的“黑帮后台”，陈伯达觉得小站“四清”将要大功告成了。在他的督促下，“四清”各分团分别绘制了姜德玉、张凤琴、张玉仑三个“反革命集团”的社会关系分布图和历史大事记各一份。这个图表中，最上面的“黑根子”自然非我莫属，以下是区、社、队各级领导干部，层层分明，网络密布。此外，又专门编造炮制了一个“张凤琴反革命集团”展览，在天津水上公园和北京天安门城楼后面的午门公开展览，为陈伯达在小站地区捞取的这点“政治资本”大造舆论、大事渲染。“四清”运动后期，工作团按照陈伯达的旨意写出了“四清”工作总结，总结出了夺权斗争中的所谓经验。总结写完之后，陈伯达带着戚本禹等人专程来到了天津，修改这份总结报告(陈伯达本人也曾亲笔修改数遍)。最后，他把王亢之和方纪等叫到他的驻地，他一边翻看着稿子一边说：“就是这样了吧，以你们天津市委的名义上报中央。”这个政治骗子就是如此厚颜无耻，他亲手炮制了这份给自己“增光添彩”的总结报告，却授意以天津市委的名义报告中央!1964年9月25日，天津市委向华北局及党中央上报了这份《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10月24日，中共中央向全国转发了这个报告。 小站“四清”为害深远
历时一年多的小站“四清”，给小站地区的工农业生产和人们的思想带来了极大的混乱。“四清”结束后，小站地区的广大党员干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心有余悸。他们工作上患得患失，谨小慎微，不敢放手开展工作，惟恐言行有失而挨整。有些村干部动不动就躺倒不干，他们的家属也劝阻甚至哭闹着不让他们当村干部，理由就是一条：干下去没有好下场。结果，区委、公社的领导常常要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各村“扶班子”。“四清”运动搞乱了干部们的思想，领导班子各成员之间互不信任，相互提防，产生隔阂，致使正常的工作都无法开展。干部与群众之间的关系也变得疏远，形成了隔膜，彼此很难沟通了。
更严重的是，“四清”使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了极大的挫伤。“四清”前，南郊区的各项工作都是搞得比较好的，尤其是农业生产方面，粮食连年增收，自主经营十分活跃。以小站地区为例，“四清”前各社队普遍实行“三包一奖四固定”的农业生产责任制，较好地体现了按劳分配的原则，有效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而在“四清”运动开始后，这些责任制都被当作“物质刺激”、“工分挂帅”的资本主义倾向加以批判并废止执行，改为实行工分制。这种工分制呆板地将每个劳动力工作一天所应得的工分固定下来，每季度甚或每年才重新评定一次，而且评定时过分强调甚至单纯强调“政治态度”，因而形成了干与不干、干好干坏、干多干少都一样的状况，导致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一落千丈，严重阻滞了生产的发展。
陈伯达在小站地区大搞“极左”的一套，甚至不惜破坏党和国家的有关政策。例如，为了显示“四清”的成绩，标榜“四清”运动改变了农村面貌的“伟大成果”，陈伯达竟利用职权，公然违反国家农业资金专用的规定，强行挤占、挪用国家支农专项资金25万元，用作小站镇容建设。他为了显示“四清运动给广大农民带来了好处”，竟不准银行催收到期的贷款，不准粮食部门按包干任务合同征购粮食，把银行和粮食部门的上述正常业务工作说成是“压贫下中农”、“压四清运动”、“否定四清成果”。他指斥银行：“西右营大队的欠款是下台干部张凤琴欠的，现在‘四清’了，再收欠款就是给上台干部施加压力。”根据这种蛮不讲理的逻辑，陈伯达强令银行做出错误的决定：1965年的贷款全部免收，已收回来的也要全部退回生产队。此举使国家蒙受了巨大的财政损失。银行的个别收贷员对这个错误决定表示不理解，陈伯达知道后，竟下令将收贷员下放劳动。这种凭借手中的权力公然赖账的做法，实属闻所未闻!
国家银行的债都敢赖掉不还，粮食部门应当征购的粮食就更不在话下了。陈伯达一声令下，不仅应当征购的粮食不准再征购，而且已经由国家粮食部门征购入库的粮食也必须如数退还给生产队，仅西右营大队就从国家粮库中拉回稻谷85万市斤。北阐口公社粮食部门的一位负责人对这种作法表示异议，陈伯达当即下令将其撤职。
“极左”的思想、失去制约的权力，把陈伯达变成了小站地区乃至南郊区、天津市的太上皇。在这里，他一言九鼎、为所欲为，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将国家大法视如无物，把党的政策玩弄于股掌之上。在他的淫威之下，银行不敢收贷款，粮食部门不敢征购粮食。不惟不敢，还得额手称谢。在陈伯达“保护四清成果”的旨意下，各公社、大队和生产队层层虚估收入，不惜减少公共积累，架空分配，将集体经济淘洗一空，为的就是用一连串“辉煌”的数字衬托陈伯达个人的政治资本。
1970年8月23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陈伯达的反党阴谋被彻底揭露。全会按照毛泽东主席的意见，对陈伯达进行了揭发批判。1972年4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把批陈整风运动扩大到全国基层单位。天津市委遵照中央指示，于1972年至1973年结合清算陈伯达反党罪行的活动，对小站地区“四清”运动进行第一次复查和平反。经过复查，宣布张玉仑无罪释放，恢复党籍，对“张玉仑反革命集团”中受到错误处理的15名党员干部予以恢复党籍，恢复职务，补发工资；恢复张凤琴的党籍和职务，补偿其人民币1800元、粮食650公斤的经济损失。“文革”结束后，1978年至1983年，天津市委又派出调查组，对小站地区“四清”运动进行了第二次复查，为当年陈伯达一手制造的三个所谓“反革命集团”和改组南郊区委的冤假错案进行彻底平反。1979年4月17日，小站公社召开万人大会，为姜德玉彻底平反，恢复了姜德玉的党籍、原定的成分和劳模称号，并为他安排了适当的工作。
至此，小站地区乃至整个南郊区被陈伯达“翻”过去的天又一次翻了过来。
(本文作者刘晋峰，曾任天津市南郊区区委书记，天津市农委主任，副市长，市政协主席。文字经吴金良加工整理)
(责任编辑 吴 思)
为拯救中华而跨入文学殿堂
文坛巨人叶君健出生在湖北省红安县一个穷乡僻壤的小山村，由于家贫，他从六岁开始就与牛为伴，闲时，在村祠堂中从私塾先生处学些儒家经典。父亲在外地当小店员，几年才能回家团聚一次。叶君健从小营养不良身体孱弱，但贫穷并未泯灭他爱读书的天性。农忙时，他帮家中割稻、摘棉、割草喂牲口，农闲时，识字、背书、写字、填词，如饥似渴地读新诗和散文。因此，他不仅打下了深厚的古文学根底，而且同时又接受了新文学思想的滋养，为他后来的文学创作奠定了根基。
1922年，北伐军打到武汉，革命的风暴席卷了大半个中国，红安县也成立了农民协会。叶君健的大哥当了农会会长，二哥在武汉参加了店员工会，连幼小的叶君健也参加了小学的童子团，开始受到了革命的洗礼。1927年春，蒋介石叛变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大哥几乎被杀，大嫂远避他乡削发为尼，二哥逃到上海又当上了小店员。这时仅有14岁的叶君健，既受到革命的感染，也饱尝了动荡饥饿之苦，在走投无路的困境下，他的二哥把他带到上海。原是为了让他继续读书学点数学、英语等知识，以求能找到一个可靠的谋生职务。
刚到上海，他虽有了八年私塾的学历，但也只能插入高小二年级。学校里教的数学和英文等课，对他都是陌生的。尤其是上英文课时，他那浓重的乡音，往往成为同学们的笑料。但是这个自小吃过苦的乡下人，被顽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驱使，完全靠努力自学，终于克服了难关，从这种窘迫的局面中解脱出来。而且两年间就从小学跳到了高中，使同学们为之侧目。
这位从封闭式的山村骤然来到十里洋场的少年，目睹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畸形都市，结合在乡间看到的封建统治势力的罪孽，使他那淳朴、童稚的心灵萌生了对旧社会制度的憎恨。就在他感到气愤而又感到没有出路之时，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强占了我国东三省。上海“左联”和文艺界的爱国志士，掀起了宣传抗日救国浪潮，犹如黑暗中的曙光一样吸引着广大热血青年，同时也吸引着叶君健。他寻觅，阅读左联的文学作品和鲁迅等人的著作，特别是鲁迅的著作。他决心背离父兄为他苦心设计的人生之路，投身到以抗日战争为主的文学战线上来，奋笔疾书，为拯救中华而战!从此，一步步跨上了文学艺术的殿堂。
叶君健中学毕业后，在1932年考取了武汉大学外语系，专攻外国文学，开始了他最早的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尝试。早在1931年，他发现新读过的一些东欧弱小民族作家的作品，大都是以世界语转译成中文的。世界语无形中起到一种被压迫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作用，使他萌生了学习世界语的愿望。恰好，此时由于经济上的困难，上学必须自己交伙食费，为筹得这笔钱，经人介绍，他成为《大公报》文艺副刊《蒙光》固定的撰稿人，又尝试着用世界语创作了处女作《岁暮》。这篇小说通过一对贫苦夫妇失业后的悲惨生活，深刻揭示了当时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作品刊出后受到读者的欢迎，由此而奠定了他以世界语为主的独特的创作方式。大学毕业前，他又用世界语创作了另一部小说《被遗忘的人们》。书中描写了一些普通的中国人，这些人虽然已被世人淡忘，但作为人们苦难生活的见证人却永远不会被遗忘。叶老以这两部小说为发端，开始了他用外语写作和翻译的工作。《被遗忘的人们》这篇小说于1937年出版不久，日本世界语学者即发表评论，认为这是东方惟一的一篇有分量的世界语作品，它反映了中国底层人民的生活状况。国际世界语领导人拉本纳在所著《透视》一书中说到世界语文学作品时，也认为这本《被遗忘的人们》，是世界语无产阶级文学作品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此后，叶君健成为惟一用世界语进行创作并获得了世界声誉的中国作家。
走上世界文坛
叶君健不仅是一个出色的翻译家，而且是一位在国外享有盛誉的知名作家。1936年在武汉大学外语系毕业后，当年东渡日本学习日文。抗战爆发后，他由日本返回中国，在湖北隋县列山中学教书，并积极投入抗日救国活动。发起并参加了筹建“中国文艺界抗筹协会”的工作，后来又参加在郭沫若领导下的政治部第三厅，从事对外宣传工作。从笔译、口译到英语广播，大多由他负责。这期间他接待了不少世界知名记者、作家、诗人、摄影师，如美国作家史沫特莱，英国小说家易休伍德和诗人奥登，荷兰电影艺术家伊文思和卡巴等。
武汉失陷以后，叶老转到香港继续从事抗战对外宣传。他是第一个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文章译成英文介绍到国外去的人。他还有意识地选译了不少中国抗战文学作品寄到纽约、伦敦、莫斯科的一些文学刊物上发表，以扩大影响。他把刘白羽、姚雪垠、张天翼等作家的作品译成世界语和英语，1939年在香港出版了《新任务》和《中国抗战小说集》两本书。
1940年，叶老由香港返回重庆，受聘到中央大学和复旦大学教英文、欧洲戏曲和英国散文。在此期间，他埋头翻译了大量外国名著，有欧美作家写的反法西斯作品，如捷克作家海姆的小说《人质》和美国作家斯坦培克的小说《月亮下落》。此外，还有古希腊作家埃斯库罗斯以及近代作家托尔斯泰、易卜生、梅特林克等古典大师的作品。
当时由于皖南事变的影响，重庆文化活动进入前所未有的低潮，叶君健当时翻译了这么多国外进步作家的作品，这是他在当时惟一能做的非常实际而有益的工作。
正当他集中精力投身于外国文学的翻译工作时，一件新的重大任务降落在他身上。那就是1944年叶老应英国战时宣传部之聘，到英国各地作巡回演讲一年。他奔波于英国各地，向英国各阶层人民宣传中国人民抗日斗争艰苦卓绝的事迹以鼓舞英国人民的士气。使人们的思想为之一振，在繁忙的六百多场演讲间隙，叶君健运用英文创作小说，在英国报刊上发表。
第二次大战结束后，作为对叶君健战时服务的酬劳，英国文艺委员会拨出经费，送他到英国剑桥大学英王学院从事欧洲文学的研究工作。在学院工作的五年时间里，他应英国《读者文摘》杂志之约，利用业余时间写了八篇小说并结集出版。这部名为《无知的和被遗忘的》书一出版，就以其充满生活气息的题材和独特的中国艺术风格，引起英国评论界的关注。他也因此无形中进入英国作家的行列。这以后，他又着手写作长篇小说《山村》。这时他已逐渐了解和熟悉英国和欧洲文坛名人的作品，他面对这个过于看重传统和门第的欧洲文坛，没因自己的肤色和贫困的出身而妄自菲薄，从他所经历的生活和斗争实际出发，用质朴的笔调和感情尽情地描写与自己血脉相连的中国和中国的贫苦人民的风土人情，把他的深厚的忧患意识和对中国革命的深深理解，渗透在《山村》这部小说里，使英国的读者从中真正体会到中国式的革命特点及其意义。这部长篇小说于1947年7月由英国“山林女神”出版社出版，该书被英国书会评为当年英国最佳小说，并被编入国际世界语协会《东西方文化丛书》中。人们开始对这个来自中国小山村的青年、这个神秘的国度，以及这个国家正在进行历史性变革的事实刮目相看。
近半个世纪以来，这部《山村》已引起西欧，东欧，北欧以及许多东方国家的注意，目前先后在英、美、法、意、西班牙、瑞典、挪威、冰岛、瑞士、荷兰、印度、印尼等20多个国家翻译出版，并在不断重版，可谓经久不衰。
《山村》到了1982年才由作者翻译成中文，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紧接着作者又完成了它的续集《旷野》和《远程》，形成一部名为《寂静的群山》合集。当这三部曲宣告完成时，英国的一个威望极高，历史悠久的文学出版社“费伯”出版公司闻讯后，很快和他签订协议出版这三部书。和几十年前《山村》的出版一样，这部合集小说的出版，同样引起欧洲出版界的极大关注。在小说的封底，出版社引用美国的评论说“在叶先生小说的朴素和简洁中蕴藏着深厚的激情。这种激情是一个成熟的，完美的文化升华。作者在他略带抑郁的幽默感中，最深刻地触动了人类精神的核心。”又说，“这是一部规模宏大，充满力量的作品”…… 名副其实的“文化大使”
作为当代著名作家和翻译家的叶君健，在他一生中为沟通中外文化交流，使更多的世人了解中国，作出了无可置疑的重大贡献。叶老在四十年代至今不倦地把许多外国名著译成中文介绍给国内读者，此外早在四十年代初，他不顾反动势力的威胁、封锁，将茅盾的《春蚕》、《秋收》、《残冬》及其它进步的，反映我国抗战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译成英文和世界语在英国出版。以后他又用世界语翻译了中国抗战小说集《新任务》，以及日本进步作家鹿地亘的反对侵华战争的剧本《三兄弟》，用英文翻译了一本中国近代小说集《三季》。这些译作对帮助世界人民了解中国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二战结束后，他在英国剑桥大学英王学院研究欧洲文学，1948年应毕加索、居里夫人、阿拉贡的联合邀请，参加世界知识分子大会，同时他也是“世界和平大会”的发起人之一。
他作为世界语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在1949年7月，参加了第34届国际世界语大会，并结识了世界语创始人柴门霍夫的儿媳万达·柴门霍夫。1948年他在英国参加世协会时，听到祖国即将解放的喜讯，决定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
叶君健上百万字的译著《安徒生童话全集》，不仅在中国家喻户晓，还引起了丹麦女王的赏识。1988年8月，丹麦女王玛格利特二世将丹麦国旗勋章授予叶君健。非常巧合，安徒生也因他的童话创作为国家赢得了世界声誉而获得同一勋章。在授勋仪式上，丹麦驻华参赞安德森说：“叶教授有着跟安徒生同样的背景，都是贫寒出身，但却很努力自强。安徒生是我国人民最崇敬的作家，叶教授从丹麦文直接翻译成中文的安徒生全部作品，在中丹文化交流史上是一项杰出的贡献。丹麦勋章在丹麦代表一个重要爵位，相当于爵士”。
解放以后，叶君健虽多次出国，但没有一次是以政府部门的名义或以其它代表官方的名义派出国的，都是以他在国外学术界的威望受到相应国家的邀请而出去的。在每次参加这些国际交流时，他都为开展中外文化交流做了许多工作。
1977年冬天，他应邀去保加利亚参加国际世界语大会，被选为这个组织的常务理事。后来通过他的影响，中国也加入了国际世界语协会，他同时兼任中国世界语协会名誉理事。
1980年国际笔会在南斯拉夫召开，他和另一位作家作为观察员应邀出席。在这次会上他和笔会组织的领导成员讨论了关于中国加入国际笔会的问题。后经中国作协研究批准，中国笔会中心正式成立，并于第二年正式加入了国际笔会。这样，中国作家又有了一条重要的与世界各国作家进行交流的通道。
1982年一年间他三次出国。第一次是三月，是他一个人代表中国笔会中心在丹麦哥本哈根参加国际笔会的年会。在会上，他利用在西欧，特别是在英国和丹麦的特殊影响，充分发挥了他的文化外交才能。
8月，国际笔会在法国里昂庆祝该会成立60周年，巴金作为团长率中国代表团参加了这次活动，叶老亦应邀随团赴法。这次虽有专职翻译同往，但在关键时刻，都是靠叶老当场以他流利的法语，生动的例证，雄辩的逻辑对某些提问者直接作答。对他所起的特殊作用，巴金团长和全体团员十分赞佩。
这年，他还应英国母校剑桥英王学院的邀请去讲学，讲学期间，该院授予他“名誉讲座”称号。在这之前，1980年他应邀去美国十大名校之一的威士廉大学讲学，该校在他讲学期间也授予他“佛里曼讲座”的称号。
1989年底，叶老被世界文化理事会聘为“达芬奇文学艺术奖”评委，候选人都是当今世界知名的文学家和艺术家，能担任这一评委，也说明叶老在国际文坛的声望和影响。此后不久叶老又应英国文化委员会之邀，到香港大学参加了“亚洲英语作家讨论会”。参加会议的有亚洲和世界上声望很高的用英文写作的作家。叶老在会上主持了关于文学翻译的讨论，这又一次证明了他在文学创作和翻译工作上所取得的崇高威望。
面对接踵而来的国际学术上的尊重和荣誉，他始终保持沉默，从不张扬和炫耀，他始终把自己放在一个普通人的位置上。他常常对了解他的友人说：“我只是认真地做了一点我能做的事情。在我的灵魂深处，我不过是一个乡下人。因为我们国家的人民、文化和河山抓住了我的灵魂，我永远爱他们，为他们工作，基于此，我才做了这一切。”
春蚕到死丝方尽
在叶老六十多年的文学生涯中，几乎有三分之二的时间是为他人“作嫁衣裳”的。抗战时期，他忙于国际宣传工作，解放后在和平年代，为了弘扬具有悠久历史的灿烂的中国文化，他创办了大型英法文版的《中国文学》杂志，向世界介绍古代、现代和当代中国作家的作品。并且一干就是几十年，负责编辑了2500万字的作品。而他从事的个人文学创作只是1945到1949年在英国剑桥大学英王学院作研究工作时那有限的五年。在这五年中，他用英语写作和出版了多部长、中、短篇小说。其中除《山村》被评为“最佳书”外，他写的很多小说都被译成了多种文字发表，被英国的文学评论家尊称为“英国文学史上的一个章节在叶君健这个人身上体现出来了”。
回国后他基本上都是从事对外宣传工作。繁重的日常工作压得他没有多少时间写作，偶尔写些作品，也是利用业余时间“见缝插针”的产物。其中包括16卷本《安徒生童话全集》的翻译，都是他利用全部娱乐和绝大部分的休息时间来完成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他白天被批斗，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夜晚就抓紧时间写作，《土地》和《寂静的群山》两部各一百多万字的三部曲就是这时候写成的。他的夫人苑茵女士曾风趣地对我说：“这三部曲是扫厕所扫出来的。”为了写这两部小说，他共化了三年时间，到1976年才定稿。《寂静的群山》，讴歌了正直、勇敢、友谊和爱情，生动地再现了大革命时期的许多生动镜头。
用这部小说的名字来概括叶君健不同寻常的一生，是最形象和恰当不过的了。因为他的人生道路和文学、翻译工作，所创造的一个个业绩，正如群山一样巍峨、壮观、迷人。而这巍峨的群山，却深深地藏在他心里，极少向外界泄露这大山之中的秘密，犹如原始森林一样沉寂，寂静得像密封起来的历史。
1993年初，年近八旬的叶老被正式批准从对外宣传工作岗位上退休。在与绝症病痛斗争的同时，他又争分夺秒地奏响了他生命的最后一曲乐章。在病情得到暂时控制以后，他立刻全身心地投入到写作中去。可惜，这宝贵的时间只给了他五年。在他生命的最后五年中，他以他的绝症之躯，赶写并出版了一部长篇小说《白霞》和九部中短篇小说。其中包括一部与夫人苑茵合作的《金婚》、一部儿童文学《天鹅》，以及总结他70年的人生经历和儿童文学写作翻译经验的《叶君健访谈录》。这还不包括发表在各种报刊上近百篇的文章。叶老在他生命最后五年中抢时间“爬格子”期间，呕心沥血，奇迹般地写出的文字总量不少于二百万字!
当叶老1992年尚住在故居恭俭胡同时，我常到他家的客厅兼书房探望或访谈。那时的书房如同一座书城，一片书海。可当他大病初愈迁到车公庄寓所时，突然发现他的客厅和卧室没有了那些放满了藏书的书柜了。正当我正惊诧时，叶老笑着对我说：“我这儿已没有存什么书了，也称不上书房了。”原来，1992年底，癌魔突然袭向了叶老，医院发出了病危通知，此时，这个与书打了一辈子交道的老知识分子，首先关心的是他心爱的书籍。他想到了家乡，决定把那伴随他风雨一生的藏书献给故乡人民。他说，“那天红安来车，拉了满满三大卡车，满满三大卡车……”老人一面喃喃地叙说着，目光注视前方，是欣慰还是思念满满三卡车的书，对于一个一生热爱、追求知识的读书人来说，该是多珍贵的财富啊!后来听说红安县收到这批书后，在县城建立了一所“叶君健书屋”，让家乡学子永远沐浴在他的广博无垠的知识海洋里。
(责任编辑 方 徨)
1949年5月26日。解放上海的枪炮声尚未停息，一支由范长江、恽逸群率领的新闻大队便来到了汉口路《申报》馆的五层大厦前，他们代表“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前来接管《申报》与《新闻报》。两日后，上海《解放日报》便在这里正式创刊。当时，中共中央特别将原延安党中央机关报报名《解放日报》授予上海这家新创办的华东局与上海市委机关报。报社成立之初，范长江、恽逸群分任正副社长，十个月后，范长江调任新成立的政务院新闻总署副署长，恽逸群遂接任社长兼总编。
《解放日报》作为中共喉舌在上海率先亮相，无疑产生很大的社会影响。“孤岛”时期即在上海《华美晨报》、《大美晚报》担任主笔，以后又分别担任《译报》、《导报》总编辑的恽逸群重操旧业，虽然就办报业务而言可谓驾轻就熟，但面对全新的上海环境，他不敢有丝毫懈怠。《解放日报》的问世以及后来的发展，无不融注恽逸群的一腔热血。正当恽逸群倾注极大精力为党的新闻事业呕心沥血，勤奋工作之时，一个偶然的政治事故，改变了他的一生。
1951年，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扶持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并将其作为远东反社会主义阵营基地的图谋，中苏两国领导人择定9月3日抗战胜利6周年的特殊日子，互致贺电，向世界展示社会主义阵营的坚强团结和共同反对武装日本的决心。这天，国内各大报纸都在醒目位置刊登了毛泽东、斯大林互致对方的贺电全文。惟独《解放日报》只刊载了毛泽东的贺电，而漏登了斯大林的贺电。这一漏登的后果自然是十分严重的，报社立刻面临着来自各方面的诘问，其中包括中央、新华社以及地方党政领导。时任华东局书记的饶漱石更是怒不可遏，当即责令恽逸群以个人名义在报纸上作检查。一向处变不惊的恽逸群在这样的形势下也感到了很大压力。
事故的原因很快被查清，9月2日晚新华社先发了毛泽东致斯大林的贺电，当时报纸的主要消息均来自新华社的电讯。至当夜12时40分，新华社宣布截稿，报社的值班编辑便以为当夜不会再有重要电讯来，将毛泽东的贺电排在头版头条后便休息了。谁知凌晨3时，新华社又补发了斯大林致毛泽东的贺电，新华社上海分社收录后发送各报，报社值班人员签收后，没有及时将这一情况报社领导，以为可搁待明日再用。正是这一漫不经心的失误酿成了《解放日报》的“政治错误”。
恽逸群立刻采取紧急补救措施，除在次日报纸上以头版头条补发斯大林贺电外，还以社长名义在报纸上作了公开检讨，认为这是一起“严重的政治错误”，并向华东局报告事故调查情况同时自请处分。然而，这一切丝毫未能改变由此给恽逸群带来的厄运。面对着无法补救的社会影响以及不可原谅的“政治错误”，恽逸群最终还是被撤销了报社领导职务，降职为华东局宣传部报刊处处长。《解放日报》由此易主，窥视这一位置已久又善于邀宠取幸的张春桥取而代之，由华东新闻出版局副局长一跃而成为华东区第一大报的主宰。这一结果也是恽逸群本人始料不及的。
《解放日报》的政治错误成为改变恽逸群一生的重要转折点。俗话说祸不单行，就在这次事件不久，随着全国轰轰烈烈的“三反”、“五反”运动的开展，恽逸群又一次遭受到了打击。
已经执掌《解放日报》的张春桥，其时并未因已扫除了他长期以来一直视为政治障碍的恽逸群而显得稍有宽容，他一直在伺机将恽逸群置于死地，以发泄他长期在恽逸群部下积郁于心的不快。他了解到恽逸群在《解放日报》任职时有一笔批准借出款项尚未归还，顿感有机可乘，便落井下石地诬恽逸群贪污。张春桥知道单凭他的力量，其时欲将新闻界老资格的恽逸群彻底搞垮很难遂愿，于是便借助时任华东局书记饶漱石的力量。恽逸群与饶漱石共事已久，早在抗战刚结束，时任《新华日报》华中版负责人之一的恽逸群抵达山东，担任了由饶漱石任书记的中共华东局的政治秘书，同时兼任新华社华东分社第一副社长及《大众日报》副总编，不久又代理华东局宣传部长，从此与饶漱石频繁接触。恽逸群性格耿直，心地坦荡，原则性强，有看法便直抒己见。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饶漱石心胸狭隘，主观武断，稍有不合拍者即不能相容。在华东局有关会议上，率直的恽逸群在涉及政策性的重大问题上屡次提出与饶漱石观点相左的意见，为此引起饶漱石的不满与嫉恨。由于上述芥蒂，当若干年后别有用心的张春桥诬陷恽逸群时，自然正中饶漱石下怀。饶漱石不问皂白，滥施淫威，成为张春桥棒杀恽逸群的得力后台。恽逸群厄运难逃，一个“贪污”的罪名，再加上蓄意罗织的“包庇地主家庭”等，终致他被撤销职务，开除党籍。
恽逸群所谓的“贪污”，其实并非那么严重，事情的经过大致如下。上海解放后，发展工业的任务繁重，一位有同情心的读者向《解放日报》捐赠200美元，嘱供新中国发展工业之用。作为《解放日报》负责人的恽逸得知情况后，让主管人员将这笔钱上交市政府。后因市政府有关方面忙于事务而未能及时接收，故这笔钱一直搁在报社会计科。恰巧曾在《大美晚报》与恽逸群共过事而又私交甚密的吴半农办煤矿缺资金，便找恽逸群借款。恽逸群认为与其资金闲置，不如借给他发展煤矿工业。这正是捐赠者的愿望，对国家亦有利，于是便将这笔钱借给了他。以后吴为了发展煤矿，又通过恽逸群从报社借人民币二亿元(折合后来新人民币二万元)。吴后来因经营不善，仅归还报社一半借款，尚欠一亿三千万(折合人民币一万二千元)。这笔借款，恽逸群未经社委会讨论，是错误的。恽逸群为此亦曾作过检查，但他绝非如饶漱石、张春桥所称“从中牟利”、“意图贪污”。十分熟悉恽逸群的夏衍若干年后曾就这件事说过这样的话：“恽逸群是我的老朋友，我深知他的为人。他有书生习气，又因为长期从事地下工作，在没有人领导的情况下独立作战，独自作出决定，养成了习惯，所以在《解放日报》时不经请示报告，把钱借给别人，这是他的缺点。但这件事还有其他内情，当时党内有宗派主义，因为恽逸群对上海情况熟悉，办报有经验，有些人对他忌妒，就借由头搞他。还有，早在新四军时饶漱石就蓄意整陈毅，解放后饶在上海又竭力排斥陈毅。恽逸群深得陈毅信任，所以也受了影响。”夏衍可谓一语中的，尽管恽逸群被报社同仁一致公认为作风正派，廉洁奉公，但在复杂的政治背景下，恽逸群还是未能幸免遭受泼污之辱。以后恽逸群将其原因归纳为“小饶(漱石)施虐，张(春桥)网以待”。由此，不难读出恽逸群苦涩无奈的心境。
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恽逸群并未因此消沉，在时任国务院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的关心和信任下，恽逸群于1953年离沪赴京，受聘任新华辞书出版社副主任。他以其渊博的知识和卓越的才能，与中国语言文字专家叶圣陶一起组织编纂了新中国第一本《新华字典》。其后，恽逸群又参与主持了记录中国从原始社会到清朝的历史地理变迁情况的8册《中国历史地理集》的编纂工作，并校勘、标点《资治通鉴》。“高饶事件”后，因任中组部长的饶漱石与高岗结成反党联盟而遭清算，恽逸群的政治状况始有好转，部分恢复了党内待遇，同时列席出版总署党组会议。不久，国务院核定其工资级别为行政10级。一连串的迹象预示着恽逸群的命运将逐步好转，于是他将蓄积于胸的冤屈之情释放出来，写成申诉书上呈中组部。
恽逸群在等待，等待着人生春天的来临。然而，事情的发展不仅大出恽逸群预料，连他周围的人也都惊诧莫名。1955年5月的一天，恽逸群突然被捕，随即被关进北京近郊的“秦城监狱”。恽逸群莫名其妙，奋力抗争，不知罪从何来后来始知，他被牵涉到“新中国第一大冤案”之中，成为“潘汉年集团”的一分子，原因则在于30年代他曾在潘汉年领导下从事过党的秘密工作。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恽逸群以其过人的胆识和智慧受命打入日特机关，以新闻工作为掩护，取得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成为党的秘密战线上的一员骁将。不料，这一特殊的经历却在20多年后成为他“内奸”、“特务”的一段“佐证”。
在阴森的监狱，恽逸群的囚徒生活竟持续了10年之久，其间历经多少非人待遇和精神折磨。1965年底，恽逸群被假释，其后被贬谪到苏北偏僻小城阜宁中学图书馆当保管员。一年后，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席卷中国，恽逸群自然不能幸免。他屡次遭受批斗，身心受到严重摧残。难能可贵的是，时已年过六旬的他在逆境面前没有颓伤，没有退缩，没有泯灭一个新闻工作者的良心。他以其特有的职业敏感透视社会的本质。他曾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文化大革命怪论层出，忧心如捣……终不甘心也不忍心袖手旁观。”他读了林彪为《毛泽东语录》炮制的《再版前言》后，深感不安。他在给中央领导人的信中说：“武器(指理论)可以杀敌人，也可以杀朋友，也可以自杀”，直接表示了对《再版前言》的不满。
1973年个人崇拜几乎达到疯狂的程度，而恽逸群却异常清醒地意识到这里面潜伏着的政治危机。他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奋笔写了《平凡的道理——略谈个人崇拜》，文章尖锐指出：“蓄意篡夺权力的奸人，千方百计地提倡个人崇拜，把最高领导人宣扬成为几乎全知全能的超人，大树特树其绝对权威，一方面用无数面凸镜包围最高领导人，让他终日陶醉于欣赏自己的高大形象，逐渐脱离群众；一方面就利用最高领导人的信任以封住群众的嘴。领袖成了偶像，群众成了崇拜偶像的愚民，天下事就不难任凭他们为所欲为了”。他向世人揭示了一个道理：“欺骗一个人总比较容易，欺骗多数人就极困难，长期欺骗一个人，虽困难而有可能，要长期欺骗多数人就绝无可能。”这些切中时弊的话，尖锐揭露了当时“造神运动”的本质，唤起了人们对捣鬼弄术者的警惕。他的直言陈辞，充分说明了他对人民的忠诚和不唯上的胆识。恽逸群对文革中出现的，不论什么内容都要首先引用革命导师的话，然后再入正题的文风深恶痛绝，斥之为“新八股”，并忿然写下了《论新八股》，指出它是对导师名言的割裂，断章取义，危害甚大。这些战斗檄文，随时都会招来杀身之祸，但他全然不顾。他说：“一个人隐蔽自己的观点是最卑鄙的”。他在给妻子刘寒枫的信中说：“我对于自己认为不妥的事，不论对方的地位多高，权力多大，我都要说明我的看法和意见”，“尽管被开除党籍，被打成反革命，我始终全心全意为革命，为人民工作，只是限于地位，使不上力的时候，无可奈何。”这正是恽逸群忧国忧民高尚品质的最确切体现，也是他能善处逆境，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而自律的高尚品质的真实写照。
恽逸群不仅极度关注着中国政治风云的变幻，而且在事业上仍不懈追求。他不苟同1972年《红旗》上发表的郭沫若《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一文的观点，在翻阅了《汉书》、《晋书》、《隋书》等大量材料的基础上，于1975年写成《中国封建社会是怎样开始的》一文，在学术上与郭沫若商榷。恽逸群先后还写了《也谈儒家与法家》、《读报偶感》、《略论中国封建社会的领主阶级》等史论文章。遗憾的是这些具有独到见解的文章，囿于恽逸群当时政治身分而未能发表，直到他去世并且平反后，才由江苏人民出版社汇集《恽逸群文集》公开出版。
恽逸群对中国近代史一直很有研究，特别“偏嗜”民国人物。他看到省、市文史资料有不少错误之处，即致信有关方面，希望能对史料做些注释和翻译工作。同时他亦致信给《历史研究》总编辑黎澍说：“弟几十年积累一些常识，于民国人物的演变，派系的消长，功罪轻重，知之较多，倘有机缘得贡献一得之愚，或不至贻讥于人”，表达了他参加民国史研究的渴望。
1978年5月，恽逸群向中央组织部提出申诉和安排工作的要求，8月，在当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的关心下，根据中央组织部的安排，恽逸群被调至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专门从事民国史研究。恽逸群十分珍惜这失而复得的工作权利，他以劫后的羸弱之身，垂老之年夜以继日地徜徉于资料堆里，笔耕不辍。然而就在他争分夺秒希望创造价值于社会时，不料突然病发，于12月在南京溘然长逝。1980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宣布撤销1965年对恽逸群的错误判决，为恽逸群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1982年10月，中纪委批准恢复恽逸群党籍。
(责任编辑 吴 思)
在反映重大历史题材的电视剧《潘汉年》的故事中，有一个很奇特的人物叫胡均鹤。他在这个历史事件中只是一个配角，但这个配角在一些重要的活动中却起了独特的令人意想不到的作用。他早年参加革命曾担任过共青团中央书记的重要职务，后来却又背叛革命加入国民党的特务组织“中统”，抗战时期又堕落为一个著名的汉奸特务。然而在此期间他却为中共、为抗战做过不少有益的事。上海解放前夕，他弃暗投明投奔革命，作为“特情”人员被吸收参加上海肃反工作，还担任了公安部门咨询机构“情报委员会”的主任职务。不幸的是，1954年又受潘汉年、扬帆冤案以及饶漱石问题的牵连，被当作“潜伏特务”关押了近30年，直到1984年才澄清历史真相被宣告平反。
胡均鹤一生的经历充满了曲折离奇，反映了特定历史年代的一个侧面，反映了复杂多变的政治生态环境对一个人物的重要影响，同时也为我们对历史人物的研究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具体标本。
少年得志 担任中共要职
胡均鹤1907年出生于江苏吴县一个贫苦的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早逝，家境困苦，依靠母亲的辛苦抚育和叔父的临时资助才勉强读到小学毕业。14岁那年为生计所迫不得不离开家乡到上海去闯天下。他先后在酱油店当过学徒，在估衣铺做过帮工，是一个完全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城市贫民，一个名副其实的无产者。
20年代初，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上海的工人运动发展迅猛。到1925年“五卅”运动时期，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工人罢工、商店罢市的浪潮席卷了整个上海滩。年仅18岁的胡均鹤被这股时代浪潮深深地卷入了。社会经济地位的低下注定了他在运动中的积极和勇敢。他的聪明能干和接受新事物的敏捷使他很快就在运动中突显出来。不久，他就被中共党组织所看重，经由当时已在党的上层机构工作的共产党员李强、瞿景白(瞿秋白之弟)的介绍，加入了党的队伍。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事件，使中共在上海的组织受到沉重打击，同时也使当地的共产党人经受了一次严峻考验。在一段时间里，报纸上几乎天天都有共产党员声明脱离的消息。但胡均鹤在此革命处于最低谷的时刻却并没有动摇和退缩。在革命队伍遭到严重削弱，党内急需人才的时刻，他被党赋予了更重要的工作责任，出任了共青团中央的组织部长，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1928年，胡均鹤以少共国际中国支部代表的身份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少共国际代表大会。他在苏联逗留的时间虽然并不很久，但却开阔了视野，增强了才干。回国以后，经过在江西苏区一段时间的锻炼，1932年初就被派回上海进入了党的上层机构，担任了共青团中央书记要职。可谓是少年得志，前程无限。
就在胡均鹤政治上一帆风顺不断发展之际，命运又为他安排了一桩美好的婚姻。在共青团中央举办的训练班上，胡均鹤结识了一位从东北来的名叫赵尚芸的姑娘。她是受组织派遣来上海学习的。她的哥哥就是后来成了东北抗日联军著名抗日英雄的赵尚志。胡均鹤和赵尚芸相识不久就互萌爱意，并最终结为夫妻，共同生活在一起。难得的是，在此后长达60年的风雨岁月中，他们共同经历了许许多多的困难和曲折，承受了一次又一次的灾难，但他们的婚姻却始终完整地保持着。
屈膝投降 陷入中统泥潭
天有不测风云。1932年11月的一个夜晚，胡均鹤在团中央的秘密机关里被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中统前身)逮捕了。
在被捕后的最初一段时间里，胡均鹤的表现还是不错的。国民党特务对他施行了各种严刑拷打，并未使他屈服。他甚至想以一死来保持自己政治气节。但可惜，他在生理上经受住了严刑的考验，在心理上却被国民党的攻势打垮了。根据大叛徒顾顺章的建议，调查科的特务们找来了几本中共的“地下刊物”，其中竟有党组织根据并不确切的传闻已将胡均鹤开除出党的消息。这在精神上使胡均鹤受到了沉重的一击。另外，特务们又劝说：有孕在身的赵尚芸不久即将分娩，现在一个人孤苦伶仃地生活，不能没有人照应。胡均鹤既深爱自己的妻子，就不应该弃之不管不顾。面对着上述的消息和妻子的困境，胡均鹤动摇了。先前曾有的一点革命觉悟的政治信仰迅速崩溃，取而代之的是切身利害计算与实用主义。经过一番灵魂深处的自我搏斗，他终于向国民党屈膝投降，并答应为调查科服务。
不久，胡均鹤就接受调查科的调遣前往南京正式加入特务机关工作。他也知道，一旦背弃信仰成了叛徒，就不可能再受到别人的充分信任，惟有努力表现自己才有可能站稳脚跟并获得重用。因此，他在加入调查科工作不久，就积极参加了几起重大的破坏中共的行动，果然很快就得到了特务头目的赏识，让他担任了调查科南京区的副区长职务。后来，又被派往北方担任平绥铁路国民党特别党部特务室的主任，专事破坏共产党的活动以及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在这个职位上，他又犯下了许多的反革命罪行。
沦为汉奸 充当日伪特务
1937年秋天，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人占领北平后，胡均鹤匆忙撤往内地。不久，上海、南京相继沦陷。1938年他又被派往上海担任“中统”〈在原调查科基础上改建的〉苏沪区的副区长，成了沦陷区的所谓地下抗战工作者。在这个岗位上，他曾经做过一些有益于抗战的工作。但是，政治风云的变幻莫测及其险象丛生的政治生态环境，不久就又一次把他推向了悬崖的边缘，迫使他面临着更加严峻的考验与选择。
1939年，上海作为沦陷区“孤岛”存在，是各种政治势力进行激烈斗争最复杂和最尖锐的时期。日本占领者在这里部署了大批的军警宪特，严密监控各种政治力量的活动，特别是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活动；在所谓“国中之国”的租界地区则有美英法苏等外国情报机构的积极活动；中共地下组织和情报机关当然也要利用“孤岛”的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工作；国民党的“中统”和“军统”更是在这里投入了很大的力量，进行搜集情报、打击日伪汉奸(包括暗杀)等活动。特别是在“中统”特务丁默、李士群叛变投敌，建立起汪精卫伪政权的“76号特工总部”为日本侵略者效力之后，在“中统”“军统”和“特工总部”之间曾展开了一场充满血腥气味的互相厮杀。
这一年的9月17日，胡均鹤也被李士群的“特工总部”逮捕了。原因是和他同为“中统”苏沪区副区长的苏成德已先落入“特工总部”之手并已投靠了李士群。苏成德已将整个苏沪区的“中统”人员出卖。以李士群为首的“特工总部”当时以冷酷残忍著称。落入他们之手的抗日人士极少能够幸免于难。要么是舍生取义，要么是妥协投降。特别是像胡均鹤这样的骨干分子。
在这个面临着是与非、善于恶、生与死的严峻考验的关键时刻，胡均鹤再一次暴露出了他的人性弱点。为了能够苟活而不惜背叛民族沦落为汉奸，他投靠了李士群。
李士群的政治经历和胡均鹤十分相似。他也是从中共的叛徒到中统特务，又从中统特务走上了汉奸道路的。胡均鹤既已投靠李士群，便成了一只过河的卒子，只能步步向前紧跟李士群。也由于胡均鹤一贯的机敏干练、善于见风使舵，他很快就受到了李士群的信任和重用，成了“特工总部”的重要骨干和李士群的重要助手。他在这个汉奸特务的位置上，又犯下了许多的新罪行，成为日本侵略者的一个可恶帮凶。
预留后路 实施“三窟”之计
俗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胡均鹤虽不是什么“俊杰”，但他又确实是个“识时务”者。就在他已堕落为汉奸，成为“特工总部”重要骨干的同时，他也深知这汉奸特务的道路既是一条充满罪恶之路，也是一条充满危险之路。为了苟全性命于乱世，他心甘情愿做了汉奸，但他又并不想在这条危险的道路上死心塌地一直走下去。他随时都在留心察看着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寻找着适当的机会为自己预留后路和退路。
“76号特工总部”在迫使胡均鹤妥协投降时，原是想用他作诱饵把“中统”苏沪区最大的头目徐兆麟抓获的。因为胡均鹤是当时唯一能够和徐兆麟直接联系，可以找到徐的行踪的人。但胡均鹤实际上并未按“特工总部”的意图行事，反而暗中放了徐兆麟一马，从而为此后继续与“中统”保持秘密联系留下了伏笔。后来，胡均鹤果然以暗中向“中统”提供情报的实际行动获得了“中统”的谅解，并且使“中统”认可他为所谓的“地下抗战工作者”。
随着抗日战争的深入与发展，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也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与壮大，在大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同时，又积极加强了敌后的地下工作，特别是敌后的情报工作，以适应党的全面领导抗战的需要。为了调动一切可以利用的积极因素，中共领导决策层为情报工作制定了若干非常灵活务实的政策和策略。其中之一就是充分利用敌对营垒中的内部矛盾和空隙，策反或收买其中的某些人物为中共的情报工作服务。而敌对营垒中的某些人，包括其上层的某些头面人物，为了自身的利益需要，也愿意在一定程度上和中共进行有限的合作。这就是所谓的“互相渗透、互相利用”的情报工作游戏规则。当时的“特工总部”头目李士群就是喜欢运用这一“游戏规则”的人物。他身为日伪汉奸特务的大头目，为了捞取更多的政治资本以加强自己在日伪汉奸内部矛盾斗争中的地位，同时也是为自身留下某种退路，他不仅在与“军统”大打出手互相残杀了一阵之后，又设法与“军统”暗中沟通妥协，在不直接威胁其自身存在的条件下，对“军统”在上海的活动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而且主动向中共在上海的地下组织传递讯息，希望和中共取得联系，向中共提供一些日伪方面的情报。有鉴于此，中共方面便给予积极回应。当时主管敌后情报工作的潘汉年很快就派出地下党员关露到李士群的官邸担任联络任务。后来随着抗战形势的变化，潘汉年又亲自和李士群打交道，不仅直接从李士群那里获得了一些重要情报，而且还通过李的渠道为中共解决了某些实际问题。其中最重要的一次就是1942年的秋天，帮助中共在上海的一批领导干部刘晓、王尧山等人安全渡过长江撤退到新四军根据地去。
在潘汉年和李士群打交道的过程中，胡均鹤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由于他是李士群的重要助手并深得李的信任，因此，在潘汉年和李士群几次秘密会见时，他都在场。他不仅积极支持李和中共的交往，而且认真贯彻执行了李交办的一些任务。例如在帮助刘晓等人转移到根据地的过程中，正是由他亲自到镇江做了一系列周到的安排，保证了转移的安全与顺利。又例如他按照潘汉年和李士群的规定，亲自编了一本密码由潘汉年带到根据地，从而使双方能够继续保持着秘密联系。此外，从新四军根据地到江南的秘密交通线，其中有一条也是经由胡均鹤的安排得以顺利通行的。
所有这些都表明胡均鹤在作为一个日伪汉奸特务的同时，的确是曾经为中共为抗日做过一些有益事情的。虽然其主导的思想动机乃是“狡兔三窟”之计，但客观的历史事实却也不能抹杀。 错估形势 拒绝中共好意
1945年的秋天，抗日战争取得了全面胜利，日本人无条件投降了。依附日本人的汉奸成了丧家之犬，惶惶不可终日。因为他们的叛国罪行正面临着正义的审判。然而胡均鹤这时候的心态却多少有些例外。虽然从1939年起他就成了一个重要的汉奸特务，但他的“三窟之计”给自己所预留的后路却给他带来了某种慰藉与希望。
事实也果然如此。在此历史转折关头，中共首先向他伸出了援救之手。地下党派人找到他，真心诚意地希望他能认清历史趋势，带着他的人和武器以及档案等，投奔到革命根据地去。如果胡均鹤当时能接受中共的这番好意，那他后来个人的历史与命运或许就是另一种写法了。但可惜，他在经过了一番思考之后，却托词拒绝了中共的好意。稍后，中共方面又再三给他以弃暗投明的机会，他也未能珍惜。
胡均鹤之所以不领共产党的情，是因为共产党当时还处于相对弱势地位。他经过一番权衡之后，就把赌注押在了正处于强势地位的国民党身上。他幻想能够利用长期与“中统”的关系而分得国民党的一杯羹。但事实很快就粉碎了他的幻想。国民党内部本就是派系林立互相倾轧的。“中统”虽有意将胡均鹤收编在自己的麾下，“军统”为了削弱“中统”势力，却迅速下手以汉奸罪将胡逮捕审判，并判他有期徒刑10年。自然，国民党也并没有忘记他在日伪汉奸岗位上曾经为“中统”做过的某些“贡献”，特别是他在投靠李士群时有意放过了徐兆麟一马。这使他的判处被大大减轻了。据说，在当时被惩办的日伪高级特务中，他是唯一没有被判处死刑的。这无疑还是他早就实施的“三窟”之计起了作用。
在南京老虎桥监狱，胡均鹤被关了整整三年。在这三年里，国内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到了1949年初，经过三大战役后，共产党的胜利和国民党的失败事实上已成定局。这是胡均鹤三年前完全不曾料到的。他为当年的错误估计与选择付出了沉重代价。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国民党当局突然将他释放出狱了。
改弦易辙 决意立功赎罪
国民党当局为什么会突然将胡均鹤释放他在被放出来之后又为什么要重新寻找中共的关系并转向为中共服务这是一个相当复杂微妙而又很关键的历史问题。因为正是这个问题，部分地导致了几年之后一件新的历史冤案的形成。
1949年初，国民党当局将大批关押在监狱中的罪犯放了出来。其主要目的显而易见，就是要甩掉包袱并给即将接管政权的共产党制造混乱和麻烦。但国民党把胡均鹤这样的特殊人物放出来，却并不是一放了之，而有更具体更直接的目的。原“中统”机构这时已经改为内政部调查局(简称内调局)，其性质与任务仍一如既往，以打击和破坏中共为主旨。内调局深知胡均鹤的底细，也了解他在历史上和共产党的微妙关系。因此，在释放他出狱时便重新起用他并委以重任，指定他为内调局京(南京)沪地区潜伏组织的负责人，同时要他设法打入中共内部进行活动。
然而这时候的胡均鹤再也不像三年多前那样对国民党存有任何幻想了。形势是明摆着的。他决定不再为国民党卖命而投奔中共。于是他在被释放出狱后，就将内调局交给的任务置诸脑后，很快就通过他的老搭档刘毅(日伪时期曾任“特工总部”镇江站站长，也曾为中共做过一些好事)到香港去找到了潘汉年，从而接上与中共的关系。胡均鹤还让刘毅带去了一份“见面礼”，即他有一个国民党的军事关系可以帮助中共策反归顺。潘汉年本着中共一贯的方针政策，表示可以将他们介绍给中共有关部门，让他们直接到解放区去找华东情报部责任人扬帆。潘又及时将此情况电告了中央情报部并转告华东情报部。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胡均鹤被华东情报部带进了上海。由于有抗战时期曾为中共做过一些事的历史渊源，又由于现在的主动投靠，更由于当时对敌斗争的需要，扬帆在报经华东局书记饶漱石批准后就将胡均鹤放在上海市公安局作为“特情”人员参与肃反工作，并让他担任了一个由起义、投诚人员为主组成的，作为咨询机构的情报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一职。受此重用，胡均鹤的确是以争取立功赎罪的心情认真履行职责的。他主动向组织上提供了一份“已予运用及可予运用之沪地两统(指中统和军统)人员表”。他所在的情报委员会在上海解放初期的肃反工作中，特别是在破获敌特一些案件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事与愿违 再受牢狱之灾
历史的发展曲曲折折，胡均鹤个人的命运也因此坎坎坷坷。他原以为1949年这一次投奔共产党的选择会使他从此走上新生的平坦之路，但事与愿违。他只过了几年的平静生活，从1954年秋天起他就被隔离审查，1955年春天被正式逮捕，一直关押到1982年秋天才被保释，从劳改农场放出，整整经受了28年的磨难。
胡均鹤的这一次牢狱之灾有着相当复杂的历史背景。1951年初，中央公安部一位主要负责人到上海视察工作时发现上海市公安局的情报工作委员会主任一职是由胡均鹤这样一个特殊人物担任的，随即表示了不满，并对主持上海公安局工作的扬帆提出严厉批评。同时要求对公安局的领导工作进行全面检查。由于在检查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已带有明显的“左”的倾向，结果就把扬帆在对敌斗争中执行党的政策与策略时出现的某些工作缺点和失误，无限上纲为“包庇、掩护和重用特务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的严重政治错误。到1954年初发生了“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事件后，曾经指导过上海公安工作并批准任用了胡均鹤的饶漱石就被增加了一条新罪行。不久扬帆也被打成了“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成员。他那“包庇、掩护和重用大批特务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的所谓“严重政治错误”也就水涨船高地被定性为“反革命罪行”。到1955年4月潘汉年也被怀疑为“内奸”并被逮捕审查后，为了坐实饶、潘、扬共同“包庇、掩护和重用特务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的罪名，胡均鹤就成了办案者手中最重要和最有力的“证据”。他先是被直接押送到北京进行审查，而后就把他定性为“潜伏特务”。根据就是他自己交代的国民党内调局确曾要他担负潜伏任务并没法打入中共内部。然而事实上他并没有按内调局部署的任务行事，而是决心投靠中共并反戈一击帮助中共进行肃反了。对于这一基本事实，办案人员虽然知道但并不相信。而胡均鹤在帮助中共肃反过程中所出现的某些缺点或任何疏漏，就都被视为他执行“潜伏”任务的“证据”。
历史就是如此这般地曲折和离奇：潘汉年、扬帆为了对敌斗争的需要，利用胡均鹤的主动投诚让他帮助肃反工作，却落了个“包庇、掩护和重用特务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的罪名。并被打成“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胡均鹤为了自己的出路，主动投奔中共，并对国民党反戈一击以立功赎罪，结果却是按“潜伏特务”论处，罪上加罪。
从1954年9月被隔离审查到1982年10月被保外就医，胡均鹤被关了整整28年。这是他一生中的第四次牢狱之灾，也是时间最长的一次。第一次是在他担任中共要职时，在1932年的冬天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这次只关押了两个多月便因他变节投降而被释放并获国民党的重用。第二次是在1939年的秋天，在他作为国民党的“地下工作人员”时被日伪汉奸“特工总部”所逮捕。这一次被关的时间更短。因为身分已经暴露而又贪生怕死，只经过短促的突袭他就叛变投敌而被放出沦为汉奸特务。第三次是在1945年的冬天被国民党当局第二次逮捕并被判刑10年。但实际上只关了三年就被提前释放，同时被国民党特务机关所任用，安排他为“潜伏”特务。从以上三次的被捕和获释情况不难看出，政治生态环境的复杂和各种实际政治利益的需求，使得胡均鹤这样的一旦丧失气节而后便不断见风使舵的人物，总是能够“逢凶化吉”容易生存下来的。但他的第四次被捕情况就大不一样了。虽然他在这次被捕期间，采取的依然是坦白一切的态度，但由于政治生态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他已不再有什么政治利用的价值，结果就被长期关押达28年之久。
雨过天晴 重辨功过是非
1978年的冬天，中国出现了重大的历史转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强调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精神为重新审视历史澄清诸多历史迷雾创造了有利条件。
1982年8月，中共中央正式发出了为潘汉年冤案平反昭雪的通知。受此冤案株连和影响的许许多多的人和事件也因此而得到了重新评价。胡均鹤案件就是其中重要的一个。
在潘汉年平反一个多月后，胡均鹤就以“保外就医”形式从山西劳改农场放出回到了上海。虽然此时对胡案尚未来得及全面复查，但潘汉年的“包庇、掩护和重用”特务分子胡均鹤的“罪名”既已被推翻，把胡定性为“潜伏特务”也就失去了事实的依据。在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有关部门对胡均鹤案件进行了重新审查，并在1984年4月做出复查结论。结论认为：“胡均鹤曾叛变革命投降敌人充当特务，历史上是有罪的。解放后期已向组织作了交代，并早在1941年即与我建立了联系，为我做了工作，根据党的政策，对其历史罪行应既往不咎，潜伏特务问题系错定，应予平反。因此原定胡均鹤犯有反革命罪不能成立，应予否定。”
在做出上述结论的同时，有关部门还提出：“鉴于胡均鹤过去曾为我做过一些工作，因受潘汉年、扬帆冤案以及饶漱石问题的牵连关押二十多年，现已年老多病，建议……妥善做好善后工作。”根据这一精神，上海市公安局随即决定：让胡均鹤享受行政15级离休干部待遇以安度晚年。
1993年3月，86岁的胡均鹤寿终正寝，为自己的一生划上了最后的句号。他的一生可谓曲折离奇几经反复：早年追求革命，中间又背叛革命，还曾背叛民族，犯下了许多罪行。但最终还是迷途知返，回归了革命，并受到了革命的欢迎和人民的宽恕。(责任编辑 吴 思)
胡适在旧北大执教二十年有余，无论在蔡元培长校期间的“新政”，还是蒋梦麟长校期间的“中兴”，胡适的影响重大。胡适本人长校的旧北大的最后三年，是北大历史上最为艰难困窘、风雨飘摇的三年。随着旧北大走完历史，以蔡元培、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教育哲学也在中国大陆寿终正寝，中国的教育史也翻开了新的一页。
一
我们知道，从1917年1月蔡元培当北大校长起，或者确切地说从1917年9月胡适进北大当教授起，北大的一系列教育的现代化改革正式揭开序幕。
在抗战爆发前的20年里，北大教育规模发展很快，尽管中间风云变幻、波折屡生，又经历了北伐的动荡。1930年底胡适重返北大后开始的所谓“中兴”阶段，北大的教育学术更趋活跃，基本上奠定起一个现代化国家大学的规模。“七·七”事变后，北大内迁，在昆明与清华、南开组建西南联大。到1945年抗战胜利，国民政府正式宣布北大复员，迁回北平。
1945年6月原北大校长蒋梦麟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长。组建西南联大的三校各自复员后，清华梅贻琦、南开张伯苓可以继任旧职，唯北大校长之职必须重新推举。蒋介石想让胡适或傅斯年担任，因胡适人在美国，蒋就让教育部长朱家骅先征询傅斯年的意见。傅斯年8月17日上书蒋介石，力荐胡适：
北京大学之教授全体及一切有关之人，几皆盼胡适之先生为校长，为日有年矣。适之先生经师人师，士林所宗，在国内既负盛名，在英美则声誉之隆，尤为前所未有。今如以为北京大学校长，不特校内仰感俯顺舆情之美，即全国教育界，亦必以为清时佳话而欢欣。在我盟邦更感兴奋，将以为政府选贤任能者如此，乃中国政府走上新方向之证明，所谓一举而数得者也。
适之先生之见解，容与政府未能尽同，然其爱国之勇气，中和之性情，正直之观感，并世希遇……盖适之先生之拥护统一，反对封建，纵与政府议论参差，然在紧要关头，必有助于国家也。今后平、津仍为学校林立文化中心之区，而情形比前更复杂。有适之先生在彼，其有裨于大局者多矣。
朱家骅也与傅斯年一样，主张推荐胡适。蒋介石接受二人意见，决定由胡适担任北大校长。9月3日，朱家骅致电胡适，报告了这个决定，并告知胡适，在他返国之前，由傅斯年代理校长。9月6日任命胡适为北大校长的令文正式发表，同时傅斯年致电胡适：“北大复校，先生继蒋梦麟先生，同人欢腾，极盼早归。此时关键甚大，斯年冒病勉强维持一时，恐不能过三个月。”
胡适任北大校长消息一公布，北大内外著名学者教授欢欣鼓舞，确是一片欢腾。汤用彤、周鲠生、段锡朋、周炳琳、傅鹰、郑天挺、江泽涵、丁声树、贺麟、吴景超等纷纷致电致函，表示内心的欢欣。如贺麟的信很有代表性：“先生长北大消息传出后，众望所归，群情欢悦，不仅为北大之复兴庆幸，且为整个中国教育学术之光明进步庆幸。”(9月21日)老北大教授中多有人致贺的同时直接向胡适积极提建议，出主意，如饶毓泰，还举荐一批理科尖子人才，请胡适考虑聘为教授。又如罗常培也一面举荐文科人才，一面建议胡适：“回国后，开宗明义的第一章，应把北大恢复到蔡先生的自由主义色彩”，更希望胡适自己保持“超然自由、无为无不为的精神。”——可见胡适接任北大确是众望所归，众情所仰。
胡适与北大的历史渊源决定了他与北大的前途命运休戚相关。胡适1917年至1926年、1930年至1937年在北大的两段生涯，为提高北大教育与学术研究殚精竭虑，作出过杰出的贡献。——胡适进北大伊始便有意识想把北大建成大学概念与管理观念均第一流的现代化大学。他积极提倡北大用全力攻钻高等学问与高等学术，鼓吹“提高”与“创造”，他甚至几次设计让北大办成一个纯粹的研究院，如1924年他曾与李四光认真筹画过一个《北京大学大学院规章草案》，拟议了“大学院”即研究院建制的全部大纲细则。后来清华大学的“国学研究院”从组织体制到学术方向也正是出自于胡适的精心筹划与设计。——现在胡适可以全面规划他的发展北大和中国高等教育的宏伟蓝图了。
胡适1946年7月5日回国抵上海，7月29日到北平。8月4日北大校友会在蔡元培纪念馆开会欢迎胡适。16日胡适主持召开北大校务行政第一次会议，重点研究北大院系调整及新建制和重要干部设置以及各系科教员的聘任，增加了一批新教员，壮大了北大的教师阵容。9月20日他为傅斯年卸任“代理”校长举办茶话会后，正式接任北大校长。同时聘任汤用彤为文学院长，饶毓泰为理学院长，周炳琳为法学院长，马文昭为医学院长，俞大绂为农学院长，马大猷为工学院长，樊际昌为教务长，陈雪屏(后是贺麟)为训导长，郑天挺为总务长，组建了复员后的北大领导班子。
胡适在北大校长任上曾认真筹划过三件事。
一、在1946年12月的国民大会制宪会议上与朱经农等204人联合提出《教育文化应列为宪法专章》的提案和与18位教育界国大代表联合提出的《请政府注意教育问题》的提案。并着重指出“教育是立国之本，亦为施行民主政治之基础。当今宪法正在制订之时，政府即将还政于民，尤赖教育之普遍推行。”又提出六条供政府参考的具体建议。
二、1947年夏，胡适专门写信给白崇禧与陈诚，提议在北京大学集中全国研究原子能的第一流科学家，专心研究最新的物理学理论与应用，并训练青年学者，以为将来国家大用。他已亲自联系了钱三强、何泽慧、胡宁、吴健雄、张文裕、张宗燧、吴大猷、马仕俊、袁家骝等九人，这九人“皆已允来北大”。这项建议最后成为一张废纸，他只是为中国的现代核物理起步超前地描画过一幅梦想的蓝图而已。
三、1947年8月下旬，胡适在南京出席中央研究院有关会议时面见蒋介石，正式提出了他的“十年高等教育发展计划”，一个月后胡适又根据这个“发展计划”撰成专文《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公诸于世。这份《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的核心意见有两条：第一条是在十年之内，集中国家的最大力量，培植五个到十个成绩最好的大学，尽力发展他们的研究工作，使他们成为第一流的高等教育与科研学术的中心。第二条核心意见是，“大学的观念应该革新与修正，今后中国的大学教育应该朝着研究院的方向发展。凡能训练研究工作人才的，凡有教授与研究生做独立的科学研究的，才是真正的大学。”这两条都是针对了北大的实际，也包含了对北大方向的规范。五所成绩最好的大学，第一所即北大，其次是清华大学、中央大学、武汉大学和浙江大学。
1947年10月10日胡适在天津的一次讲演《大学教育与科学研究》中，再次强调科学研究必须是以大学为中心，而大学应以从事高等研究为主要任务。10月29日胡适在北大工学院四十四周年纪念会上发表讲话，再次提醒大学对于国家学术科学发展负有重要责任，主张积极移植欧美大学的“三会”制度。所谓“三会”，即“董事会”，它保证独立的经济来源；“教授会”，它是最称职的内行治理的管理机构，“校友会”，它是全力支持母校，与社会全方位联系的政经实力团体。——胡适认为欧美的大学之所以能几百年上千年的继长增高，不断充实发展，趋于完善，原因正在这“三会”的恩赐。——胡适在北大校长任上一心一意奢望把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与大学的现代化建设，全力推进到一个可与欧美先进国家接轨的高度。旧北大因为先后得到蔡元培、蒋梦麟和胡适的教育独立、学术自由和发展高等学问提高科研水平的方针维护，才能在政治动荡、风雨飘摇之中挣扎着做出一些可贵的成绩，培养了一批可喜的人才。面对胡适为中国的大学教育的忘情投入，面对他的这一奋斗史及其环绕着的光荣的梦想，种种草创兴革的艰难实践与悲壮心志，我们后来人不由会对先哲油然产生一丝深长的敬意。 胡适在北大校长任上还历史地肩负着思想哲学导师、政治舆论导向的时代重荷。就在他接受北大校长任命时，政治界、知识界对他抱有较高的期望，如张其昀致信中即说到“先生允任北大校长职，不胜欢忭。三十年来北大是中国新思想的策源地，为中外所公认。今后在先生领导之下，确立学院自由的尊严，料想异卉争妍，烂漫向荣，其盛况定属空前。……领导群伦，以踏上民治的正轨，那更望有学府的山斗来持全国的议坛，想海内人士均有此期待。先生此日可谓握政学之枢纽”。
1946年双十节，北大新学期开学典礼上胡适在讲演中说，今天他对北大只作一点小小的梦想，就是要把北大办成一个“成样子的学校”，方向有二，一、即提倡独立创造的学术研究；二、对于学生则要求做一个能独立研究，独立思想的人。胡适解释说，我为什么希望且要求你们是“独立”二字，而不是自由思想、自由研究的“自由”二字呢要知道自由是对外面束缚而言，不受外面势力的限制与压迫，这一向正是北大的精神，而你们现在大抵已经获得了并做到了。而“独立”恰恰没有做到，还有许多误解与迷惘。“独立”是你们自己的事，无论外面的思想环境如何纷纷扬扬，你自己思想不能独立，意识不能独立，仍然是奴隶，走上社会后只能被别人牵着鼻子走，丧失自我。他又引用南宋思想家吕祖谦《东莱博议》中两句话：“善未易明，理未易察”，勉励北大学生“独立思考，不盲从，不受骗，不用别人的头脑当头脑”。后来胡适在给北洋大学学生陈之藩的长信中也告诫：“‘善未易明，理未易察’就是承认问题原来不是那么简单容易”，认识眼前的世界还需自己独立的思考与判断。他再次强调，“善未易明，理未易察”两句话，“真是医治武断与幼稚病的一剂圣药”。他又劝告陈之藩，“思想切不可变成宗教，变成了宗教，就不会虚而能受了，就不思想了。我宁可保持我无力的思想，决不肯换取任何有力而不思想的宗教。”1948年3月27日陈之藩又给胡适写信，盼望胡适在这个艰难的历史时刻“集中精力给国人治病”：青年人行为的固执病、盲从病，政治界的权力病、派系病，国人思想的懒惰病、虚弱病。他认为“治病救人”才是胡适这位思想导师当前着手救国的唯一途径，他也深深感叹：胡适生在这样的一个国家里，这样一个过渡时代，“任务太艰巨了!”
胡适正是处在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矛盾关系之中或者说险恶的旋涡中。1947年“五四”前夕，北大学生“五四筹备会”在北大红楼大操场举行历史晚会，请胡适讲演《五四新思潮运动的意义》，胡适在讲演中指出科学与民主是当年《新青年》的“两大罪案”，也是新思想运动的原因，新思潮的意义也就是一种独立的，批判的态度与精神，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二十八年后的今天，我们纪念“五四”应当用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光荣批判精神来研究一切问题，刷新中国的思想，改造中国的文明。在“五四”当天的讲演中，胡适又特别指出：北大精神的内核是“自由与容忍”。“五四”以来，“极左与极右的均出自北大”，“政治逼人”，“历史又无法回避”，“北大要始终坚持自由与容忍”，才能纾解目前的困难，为国家为民族多多培养与保存人才的种子。——他根据这些意思又撰成《五四的第二十八周年》纪念论文在《大公报》发表。
当时北大工学院机械系一年级有名叫邓世华的学生向胡适写信诉说自己的苦闷与彷徨，对现实政治与国家前景流露出悲观绝望的心情。胡适深感邓世华的苦闷与悲观有很大的代表性、典型性，当晚即写了一封一千多字的回信，劝他不要过于悲观，他说：“悲观是不能救国的，叫喊是不能救国的，责人而自己不努力是不能救国的。”他还是重复“五四”时代宣传的易卜生的名句：“眼前第一大事是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信中又强调“将来的拯救没有捷径，只有努力工作，一点一滴的努力，一尺一寸的改善。”胡适还劝他体谅国家目前暂时的困难，信中还专门对蒋介石作了他的估价：“蒋介石先生有大长处，也有大短处。但我在国外看惯了世界所谓大人物，也都是有长有短，没有一个是天生的全人。蒋先生在当今的六个大巨头里，够得上坐第二三把交椅。他的环境比别人艰难，本钱比别人短少，故他的成绩不能比别人那样伟大，这是可以谅解的。国家的事也不是一个人担负得起的。”——这一段话显然正是后来在国共两党的殊死斗争中，他明确地站在蒋介石一边的思想基础与判断依据。6月22日胡适把此信的内容大意写成一篇文章《青年人的苦闷》发表在《独立时论》上，他称他的这番话“都是我心里对一切苦闷青年说的老实话”。
1947年春，胡适在北平邀集北大、清华、南开等校教授们组织了一个“独立时论社”，鼓励社员对当时国内外重大政治问题分头写文章，抒发己见，以期形成一种积极有益于时世的独立舆论，团结起一批所谓不倚傍于国共两党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组成强大的理性道义力量，从政治文化到社会科学各方面促成国家的民主与进步。先后参加该社的有毛子水、陶孟和、张佛泉、陈序经、吴景超、陈雪屏、萧公权、陈岱孙等四十余人，继而出版《独立时论》丛书第一集，收文章四十余篇，胡适亲为之序。
胡适办的这个《独立时论》在当时颇有点像储安平办的《观察》，《观察》也是打着“民主、自由、进步、理性”四个基本原则，组织六十余位国内教授、学者、专家们自由撰稿，发抒国事观察后的独立见解，政治上则标榜不依附国共两党。储安平创办《观察》时曾于1947年1月21日写信邀聘胡适为《观察》撰稿人，信中说“我们创办《观察》的目的，希望在国内能有一种真正无所偏倚的言论，能替国家培养一点自由思想的种子，并使扬墨之外的超然分子有一个共同说话的地方。”—这也正是胡适办《独立时论》的“独立”立场了。身为北大校长，胡适在把自己精力与理想移向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同时，也努力以自己的道义立场与知识良心为国家民族出点微薄之力。
那时候，北平的学生运动也开始渐渐高涨，风起云涌。到1948年春夏之交，更是声势浩大，一浪胜过一浪。当中又夹了好几桩军警当局抓学生案子的法律处理问题。胡适身处北大校长的位置，处境极感困窘，心里也惭无自由。面对政府的黑暗，局势的凶险，胡适也对国民党政权感到失望，故对学生运动他没有公开反对或正面抵阻，他只是认为青年学生的“政治化运动未免过早”。
5月5日胡适在南京接见《申报》记者时借“五四”的二十九周年发表他语重心长的谈话，他热情肯定“五四”是“一个新思潮新文化运动”，只是后来政治性过早加强了，总觉有些遗憾。他说：“二十九年以来，我个人始终觉得政治的基础应该建筑在文化思潮的基础之上。”从新思潮时代出来的人应该继续向新潮流走，新文化走，即向前走。胡适始终不肯在政治上否定学生运动，他只希望学生把运动的方向坚定地放在思想文化上。他认为只有思想文化的问题弄清楚了，中国的问题，青年的问题，新思潮向前的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
胡适认为，要克尽自己的职责，还得在思想文化上作最后的努力，经过一番沉静的思考，他终于公开亮出了“自由主义”的大旗。
1948年8月初胡适发表《自由主义是什么》一文，9月初又在北平广播电台做了《自由主义》的长篇广播，强调了两百年来世界范围里的自由主义演进史的两大贡献：一，容忍反对党，保障少数人的权利。二，“不流血的和平改革”。他认为坚持这两条可以渐渐革除“不是东风压了西风，就是西风压了东风”的政治格局，使国家的民主政治与法治实践渐渐上轨道。
胡适总结“自由主义”的四层意义：“自由主义的第一个意义是自由，第二个意义是民主，第三个意义是容忍——容忍反对党，第四个意义是和平的渐进的改革。”显然胡适关于“自由主义”的阐释与宣扬目光放在中国的现实政治格局上。他劝导国民党要容忍反对党，要尊重反对党的政见与信仰；他也劝共产党放弃武装斗争暴力革命的手段，与国民党携手共同走上“和平的渐进的改革”的大路，刷新中国几千年传统的“东风西风式”的政治旧格局，努力开创自由民主容忍的政治新气象。
此后他在南京讲《自由与进步》(9月27日)、在武昌讲《自由主义与中国》(10月5日)、在杭州讲《自由主义与中国》(10月20日)、在台湾讲《中国文化里的自由传统》(1949年3月27日)，一而再，再而三地宣传自己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与思想立场，幻想化解国共两党的殊死斗争，在中国建立起他梦寐以求的美英式的自由政治体制。值得注意的是，直到此时，胡适所有公开的著作、文章、讲演、广播中都没有直接批评共产党，但也没有直接批评国民党。此时他的心境固然幽黯凄凉，但他的言论还是十分谨慎，颇费推敲的。——他的“自由主义”政治设计固然不可能为中国共产党接受，更不可能被国民党所接受。他在中国当时“东风西风式”的现实政治斗争中，是注定地找不到存在和转圜之地的。他的自由主义政治设计不仅影响不了正在作殊死搏斗的国共两党，事实上也影响不了感染了中国现代特定的政治热力与磁力而处于兴奋激昂状态中的广大青年知识分子。胡适在北大校长任上时，还面临着一个严重的、往往令他困惑与不安的问题，那就是蒋介石政府总是念念不忘要将胡适本人拉入政府，为他的政府“做面子”。由于胡适在国内文化教育界的地位与威信，更由于他在美英等所谓盟国政界与舆论界的巨大声望与影响力，抗战之后，蒋介石似乎一刻也未停止过对胡适的劝诱，而胡适几乎每次都需费尽口舌婉言拒绝，这样的拉扯实际上一直延续到国民党政府在大陆的最后崩溃。
1947年2月4日傅斯年致信胡适，报告蒋介石上个月中邀谈内容，目的便是请胡适出任国府委员兼考试院长。傅氏深知胡适信守的出处立场，自己也很不愿胡适“下海”参加政府，他在信中也含劝阻之意：“我们是要奋斗的，惟其如此，应永久在野，盖一入政府，无法奋斗也。”胡适2月6日回傅信，开头即称：“我因为很愿意帮国家的忙，很愿意帮政府的忙，所以不愿意加入政府。蒋先生的厚意，我十分感谢，故此信所说，都是赤心的话。”接着胡适明确表态：
我在野——我们在野——是国家的、政府的一种力量，对国外、对国内，都可以帮政府的忙，支持他，替他说公平话，给他做面子。若做了国府委员，或做了一院院长，或做了一部部长，虽然在一个短时期也许有做面子的作用，结果是毁了我三十年养成的独立地位，而完全不能有所作为。结果是连我们说公平话的地位也取消了，——用一句通行的话，“成了政府的尾巴”!……如果毛泽东执政，或是郭沫若当国，我们当然都在被“取销”的单子上。因为我们不愿见毛泽东或郭沫若当国，我们愿意受政府的命令办我们认为应该办的事。这个时代，我们做我们的事就是为国家、为政府树立一点力量。
为这件事，蒋介石却不依不饶，又是亲自致信，又是约谈吃饭，前后来回拉扯了好几回合。胡适惟一有效手段即以北大为挡箭牌，“我愿意做五年或十年的北大校长，使学校有点成效，然后放手。此时放手，实无以对北大同人，也对不住自己”“北大此时尚在风雨飘摇之中，决不许适离开，道义上适亦不愿离开北大。”
后来也正是由于汤用彤、饶毓泰、郑天挺等联名陈情，声言“适之先生万不能中途离校”，朱家骅也以“维系北方教育大局”为由，亲向蒋氏极力陈辞，才迫使蒋退步，但心中仍“殊为耿耿”。12月中旬蒋氏又提出要胡适再次去美国当大使，又拉外交部长王世杰做说客。胡适又极言拒辞，耗尽心力，甚至引发了严重心绞痛，“心脏亮出红灯”。北大同人再次出面致信王世杰陈情，医生也出来警告力阻，才使北大保住了他们“心理上的长城”(他们陈情信中说“北方普遍心理，实隐倚之为长城”)。
然而最为严重也最具诱惑力的则是，蒋介石先后认真提出的两个更眩目的政治职务：“总统”和“行政院长”。应该说这前后两次为胡适的政治安排确是蒋介石经深思熟虑后正式提出的，不是敷衍，更不是为宣传的目的，而是一种策略上的郑重选择。
关于“总统”职位的安排，1948年3月29日国民党“行宪国大”第一次会议开幕后即紧锣密鼓地展开了。前后始末即在3月30日至4月5日的一周之内。全过程胡适的日记已有很明白也较详细的记录。
3月30日日记称：“下午王世杰传蒋主席的话，使我感觉万分不安。蒋公意欲宣布他自己不竞选总统，而提我为总统候选人。他自己愿做行政院长。我承认这是一个很聪明很伟大的见解，可以一新国内外的耳目，我也承认蒋公是很诚恳的。他说‘请适之先生拿出勇气来。’但我实无此勇气。”当然最后在国民党上层核心及“中全会”的全力抵制下，蒋放弃了这个思路。已经做了“过河小卒”的胡适差一点儿当了中国这局残棋里的老“蒋”。更有启示意义的是就在“行宪国大”总统选举期间，南京的中央大学师生以及外籍教授五百余人也认真搞了一次“总统选举民意测验”，就在蒋介石当选总统的第二天(4月20日)，中央大学的这个民意测验的结果也公布了：大总统：胡适之370票，蒋中正130票，居正6票。副总统：于右任251票，李宗仁120票，孙科115票，莫德惠100票。——如果不是由“国大代表”而是由大学师生、知识分子选举的话，那么当选总统、副总统的便应是胡适和于右任了。
1948年11月下旬，随着翁文灏内阁的垮台，蒋介石提出请胡适出来收拾残局，遂派陶希圣北上请胡适来南京组阁，所谓临危受命，劝他挑起行政院长的重担。11月22日陶希圣飞到北平，赶到东厂胡同找到胡适，缠磨了两天，胡适坚决不肯答应去南京组阁，只表示“在国家最危难的时候，我一定与总统蒋先生站在一起。”——这时候，胡适还正忙着《水经注》版本展览和筹备北大五十周年校庆的各项工作。随着国民党军事形势一泻千里，北平已经开始陷入中国共产党军事包围。二十天后的12月15日他不得不坐上了撤离北平的专机，逃往南京。12月13日胡适撰写了《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的纪念文章，14日给北大同仁留言：“我就毫无准备的走了。一切的事，只好拜托你们几位同事维持。我虽在远，决不忘掉北大。”
1948年12月17日下午胡适在南京出席北大同学会筹备的“北大五十校庆大会”，他在致辞中说：“我绝对没有梦想到今天会在这里和诸位见面，我是一个弃职的逃兵，实在没有面子再在这里说话。”他痛感自己“不能与多灾多难之学校同度艰危”，惟有“希望北大能够完全渡过这一难关。”说话间情绪悲怆，感慨涌起，一时泣不成声，会场一片凄然。这天正是他57周岁生日，他与北大从此断绝关系。
恰巧也正是这一天，在北平的北大同人也搞了一个“五十周年纪念活动”，颇有气氛。出版了“纪念特刊”，举行了各种学术讲演与多种展览。其中关于北大校史展览的第三部分，还陈列有胡适的日记、《尝试集》初稿，初期白话诗稿印本，魏建功文钱玄同书的“胡适之寿酒米粮库平话”长幅，以及胡适1937年9月9日给北大同人的那封别具一格的告别信等。
1948年阳历除夕，胡适与傅斯年同在南京度岁。凄然相对作新亭之泣，一边喝酒，一边背诵陶渊明《拟古》第九：“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北大复员，傅斯年、胡适接办正好“三年”，“三年望当采”，正期望北大有所建树，有所创获，有所成就时，“忽值山河改”，现实的山河改色，“事业”付诸东流。“枝条”、“柯叶”、“根株”经此大“摧折”，种桑的人恐怕只得“浮沧海”——“乘桴浮于海”了。“本不植高原”，“种桑”选错了地理，忠悃所寄，生命所托，到今日还有什么可以后悔的
1949年4月6日胡适离开大陆，自上海坐海轮赴美。5月北京大学改组，成立了新的领导班子：校务委员会——校务委员会以汤用彤兼主席，许德珩、钱端升、曾昭抡、袁翰青、向达、闻家驷为常委；曾昭抡兼教务长，秘书长为郑天挺。——北京大学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责任编辑 吴 思)
今天的人编著中国近代思想史，如果没有写到刘师培，大家就有充分的理由怀疑它的权威性和可靠性。刘师培是学术史上不可绕过的人物。
就是这样一个影响很大的学者，却以政治上善变而著称。他曾经着意满清科场，后来却力倡排满革命，他由民主革命的斗士转变为无政府主义者，再变为清廷督抚的幕僚，最后以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拥护者告终。他就这样沿着一条倒退的“政治路线”走下去，而且如此彻底，绝不回头，无可挽回。蔡元培在《刘君申叔事略》中称：“向使君委身学术，不为外缘所扰，以康强其身而尽瘁于著述，其所成就宁可限量惜哉!”一片惋惜之情溢于言表。遗憾的是历史毕竟不能假设。
以短暂的一生，在政治上几度反复，最后几乎穷途末路。而其妻子何震亦颇多传闻。这样矛盾重重的人物，不说绝无仅有，也够引人注目的了。
刘师培，字申叔，号左愈，1884年6月24日生于江苏仪征的一个书香门第。自幼便饱读经史，很自然地对科举抱有理想。他十七岁(1901年)中秀才，第二年又中举人，可谓少年得志，意气风发。1903年，他踌躇满志地赴开封会试，不料却名落孙山，初次品尝到“飞腾无术儒冠误”的失落感。返乡时途经上海，意外结识了因宣传革命而屡遭清政府通缉的章太炎，章此时已是饮誉学林的古文经学大师。刘家祖孙三代以治一部《左氏春秋传》而著称，章太炎推重刘师培家传的古文经学，刘师培仰慕章的学问，二人义气相投，学问相近，引为知己。当时上海是国内民主革命的中心地带，章太炎在《苏报》上鼓吹排满革命，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受章太炎影响，刘师培思想翻然一变，从此绝意科场，主动投身民主革命活动。这年三月，他在《苏报》发表《留别扬州人士书》、《中国民约精义》等文章，公开表明自己的革命立场。不久，他改名“光汉”，著《攘书》，表示“攘除清廷，光复汉族”的决心。
这年夏天，上海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苏报》案，章太炎、邹容不幸被捕，刘师培并没有被吓倒，反而更趋激烈。他与蔡元培等共同发起“对俄同志会”，参与创办《俄事警闻》，揭露沙俄侵略中国，反对清政府卖国政策。
1904年初，《俄事警闻》改名《警钟日报》，刘师培与林獬担任主编，积极从事革命宣传活动。同时，他还是《中国白话报》的主要撰稿人，以白话文的通俗形式宣传民主革命。他在该报上发表《论激烈的好处》，署名“激烈第一人”。又相继参加了蔡元培等组织的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并成为光复会的首批会员。刘师培的“激烈”为他在革命党人中赢得了一席之地。可以说，此时的刘师培是一个真正的民主革命的战士。
这期间，刘师培回乡探亲，不久，便匆匆携未婚妻何班返回上海。何班进爱国女社就读，后来成为极端的女权主义者，甚至不惜与男性为敌。她与刘师培结婚后，改名为震，姓氏也改为从父母两姓，署名何(殷)震。据说，在婚后的生活中，她常常对刘师培“发河东狮子吼”，并影响着刘师培的政治生活，尤其是对刘师培的投清变节影响很大。
1904年冬，上海发生了谋刺前广西巡抚王之春事件，刘师培是主要策划人之一。王在任广西巡抚期间，广西爆发哥老会陆亚发、王和顺起兵事件，巡抚王之春奏请清政府借法国兵以平乱，而且向亨达利洋行借款，许以事后转让广西全境路矿之权，这令革命党人为之愤慨。王被免职后居留上海，革命党人万福华(华兴会会员)与刘师培、林獬密谋行刺，刘师培将其朋友张继所赠手枪借与万福华。虽然事情没有成功，却使刘师培在革命党人中的影响进一步扩大。
次年三月，《警钟日报》因骂了德国侵略者而遭到租界当局查封，刘师培在上海呆不下去，遂避往浙江，不久，又转道去安徽芜湖，先后任教于安徽公学、皖江中学，同时秘密从事革命活动。当时，陈独秀、章士钊等也在安徽公学任教，并且组织了反清革命团体岳王会，刘师培成为其中的一员。
1907年2月，刘师培应章太炎之邀偕同母亲、妻子何震及何氏表弟汪公权东渡日本，拜谒了孙中山，并加入同盟会。刘师培很快成为章太炎主编的《民报》的主要作者之一。他接连在《民报》上发表《普告汉人》、《利害平等论》、《悲佃篇》、《清儒得失论》、《辨满人非中国之臣民》等文章，表现了敏锐的观察力和强烈的时代感。
也许是由于这时同盟会领袖内部分歧，刘师培对革命形势有点悲观；也许是刘师培夫妇过于年轻，缺乏对汹涌澎湃的新思潮的辨识能力。也就在这时，刘师培的思想开始发生第二次转变。当时的日本社会党内部弥漫一股无政府主义思潮，受其影响，年轻的刘师培夫妇的思想急剧地向无政府主义方向转变。到日本才三个月，何震便发起“女子复权会”，创立机关刊物《天义报》，狂热地鼓吹无政府主义。这是中国人在海外创办的第一家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刊物。《天义报》积极介绍无政府主义的代表人物蒲鲁东、巴枯宁、克鲁泡特金、托尔斯泰等人的思想。刘师培很自然成为该报的主要撰稿人。他对克鲁泡特金的思想作了全面的介绍，把其概括为“互相扶助说”与“无中心说”。这年七月，刘师培发表《无政府主义平等观》一文，全面阐发自己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与其同时，他还拉拢同盟会的主要宣传家章太炎、张继等人组织“社会主义讲习会”，在中国留日学生中大讲特讲无政府主义。其实，他们宣传的无政府主义是混杂的，甚至还包含着一些马克思主义思想，例如，《天义报》曾发表过刘师培的《〈共产党宣言〉序》。
在刘师培夫妇思想上转向的同时，他们与章太炎的友谊也出现了难以弥补的裂痕。自从1908年初，章太炎便与他们合住在一起，同住的还有何震的表弟汪公权。何震在当时是有名的交际花，而且常常与其表弟出双入对，章太炎有点看不入眼。也许是偶然，章太炎发现何震与其表弟汪公权关系暧昧，便私下告诉了刘师培。刘母非但不信，而且大骂章太炎企图挑拨他们的关系。刘师培也反诬章太炎与清政府关系暧昧，并且于1908年5月24日在上海的《神州日报》上伪造《炳麟启事》，大意是说章准备不理世事，专研佛学。章太炎得知后非常气愤，他在同年六月十日的《民报》上刊登《特别广告》，抨击《神州日报》捏造事实，并攻击刘氏夫妇是清廷密探。他们的关系终于闹僵。可能是章太炎推崇刘师培学术的缘故，也是在六月，他还写信给孙诒让，恳请孙氏出面劝劝刘师培“弗争意气”，希望重归旧好，然而还是无法挽回。平心而论，章刘的关系逆转可能还有另一层原因，那是源于学术上的。章太炎是清末民初著名的古文经学大师，自视甚高，目无余子；刘师培也在古文经学上卓然成家，而且年少气盛，不肯相下。二人长期频繁交往，便可能产生龃龉。
接着，便发生了有名的“毒茶案”，有人在茶中下毒，想谋害章太炎。事情败露，很快有了调查结果，是汪公权投的毒。于是，东京留日学生界舆论哗然，对刘师培夫妇极为不利。也就在此期间，应清政府的要求，日本政府查禁《民报》等报刊，《天义报》也未能幸免。这样，刘师培夫妇在东京很难再呆下去，便返回国内。大概是把在东京的尴尬归咎于章太炎，归国后的刘师培更加心胸狭窄，他致函同盟会的领导人黄兴(黄当时代孙中山主持同盟会工作)，信中说，章太炎答应两江总督端方，只要给二万元，便可舍弃革命宣传，赴印度出家。并把章太炎要他与端方联系筹款的五封信影印寄给黄兴。据章太炎1912年给浙江统一党电报说，此事纯属筹款游印，与革命活动无关。事实上，这信还是有一些影子，章太炎当时对同盟会内部事务不满，想要出家，去印度学梵文。但苦于无费用，先求于张之洞，后又与端方联系。但端方要求章太炎在鼓山、普陀山做和尚，章未同意，于是作罢。但这封信还是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在巴黎的吴稚辉立即抓住了这个线索，进一步诬蔑章太炎早已受清廷收买，扩大孙中山与章太炎的矛盾，致使同盟会由于内耗而元气大伤。
章刘交恶加剧了刘师培思想的又一次转向。刘师培主观上逐渐感觉到没有什么革命力量可以依靠，加上汪公权与何震的挟持(汪是清廷的密探)，刘师培投向端方，任辕文案兼三江师范教习。刘师培的这次转向与传统知识分子贪恋功名利禄及其家庭影响有关。他之所以选择端方，是因为端方曾敦请清政府实行立宪，具有改良色彩，这也打上了刘师培曾经革命的烙印。
刘师培投靠端方后仍然与革命党人保持联系，但为的是出卖他们。他变节后的第一件事便是诱捕革命党人陶成章，他曾在上海码头暗察陶的行踪，接着又密告浙江革命党人的起义计划，致使起义领袖被捕。为此，革命党人王金发挟枪闯入刘师培的寓所，刘下跪求饶幸免一死。但后来汪公权还是被王金发处死。章太炎对刘师培算是宽宏大量的，在得知此事后致书刘氏，称其变节是受人诱惑，并给予谅解，希望他能幡然醒悟，重新回归革命阵营。只是没有任何结果。
1911年，端方改任川汉、粤汉铁路督办大臣，刘师培随同入川。端方在保路运动中被杀，刘师培失去靠山，经谢无量介绍，入四川国学院任教，去实现他所谓的“正人心”。辛亥革命后，章太炎仍然不念旧恶，与蔡元培共同署名在上海登报寻找刘师培的下落，可是他依旧没有理会。1913年夏，他离别成都，行前写有《与成都国学院同人书》，诉说自己本想在川兢兢业业，重振国学，只是力不从心，加上疾病缠身，企望返回家乡，文字间一片凄凉惨淡。他终究没有返回家乡，却去了山西，做了阎锡山的幕僚，何震则担任阎家的家庭教师。其中原因或许是由于慑于江苏高涨的革命形势，或许是由于穷途末路，无颜见家乡父老。
1914年，经阎锡山推荐，刘师培又服务于袁世凯，做公府咨议、参政院参政等挂名职务。适逢袁世凯加紧进行帝制复辟活动，在袁的授意下，杨度等组织“筹安会”，刘师培又列名其中，成为君政复古分子。他于1916年写了一篇《君政复古论》，鼓吹帝制，还没来得及全文刊登，袁世凯便一命呜呼。刘师培狼狈地逃往天津租界。历史愚弄他，给他的政治生涯又增添了一笔耻辱。
刘师培有他的幸运，昔日的朋友对他总是宽宏大量。1917年，蔡元培执掌北京大学，实行“兼容并包”方针，力排众议，聘刘师培为中国文学教授。然而，他口吃，又身患肺病，讲课不行，幸而他国学深厚，所编的讲义《中国中古文学史》很受学生欢迎。但刘师培又有他的不幸，他所在的北大恰好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地带，如火如荼的新文化冲击着他迷古的学问。他坐不住了，又纠集部分守旧师生，创办《国故》月刊，作最后一搏。然而历史毕竟不能逆转，在新文化运动的高潮声中，刘师培悄悄地逝去，年仅35岁。
刘与何身后只有一女，却不幸夭折。刘师培死后，曾经以激烈著称的何震却打算作比丘尼，不久因精神病发作而死。
(责任编辑 吴 思)
军阀统治是近代中国的一大特点，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更是军阀混战的温床。在辛亥革命后的20多年的时间里，四川军阀之间发生了大大小小数百次战争，而二刘之战则是四川军阀混战的高潮。所谓二刘之战是四川军阀刘湘与刘文辉之间发生的一场战争。刘湘与刘文辉都是四川大邑县人，二人是堂叔侄关系，刘文辉是刘湘的幺叔，但刘湘却要比刘文辉年长六岁。刘湘毕业于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在川系军阀中属于“速成系”。刘文辉毕业于保定军校，在川系军阀中属“保定系”。刘文辉投身戎武之时，刘湘早已是少将旅长，刘文辉虽不在刘湘系统中任职，但他的发展壮大是与刘湘的提携扶持分不开的。刘文辉对刘湘也有过不少的帮助，如军事上的支持、经济上的援助、政治上的掩护等。在较长的时间内，刘湘与刘文辉在四川的军阀混战中，一直互相依赖，时人称之为“川军二刘”。
到了30年代初，经过长期的混战，四川的一些老牌实力派，如熊克武、刘存厚、杨森等人，或失败下野，或被严重削弱，都丧失了争夺四川霸权的实力，二刘则成了最强大的两支势力。刘文辉后来居上，身兼四川省政府主席、川康边防总指挥、二十四军军长等职，其防区包括川康一带八十一县，几乎占四川总面积的一半，地盘大而且富，兵力达12万人，在四川各派中首屈一指。刘湘此时任四川善后督办、二十一军军长，其防区包括川东南和鄂西一带共计四十六个县，特别是控制着四川水陆交通的枢纽、进出口要津重庆，位置极为重要，兵力约11万人。地盘上虽稍次于刘文辉，但兵力上与之旗鼓相当。
当二刘成为四川压倒群雄的两大势力之时，二人之间的矛盾也逐渐产生了。刘湘早有一统四川的野心，他经常公开声言：“我统一四川后，将如何如何”。他的神仙军师刘从云也经常在刘湘的耳边说：“一林不藏二虎，一川不容二流(刘)。”这更助长了刘湘要做“四川王”的野心。刘文辉亦是野心勃勃，他常向别人问计：“你看四川要如何统一”俨然以统一四川为己任。同时，刘文辉还支持滇军胡若愚打回云南，支持王家烈独占贵州。这表明刘文辉之志不仅在独霸四川，还力图控制西南。
叔侄二人都想称霸四川，必然以对方为敌。二刘为削弱和搞跨对方的明争暗斗在所难免。1931年，刘文辉以200万元巨款，从外国购买了一批军火由上海运往成都，途经万县港时，被刘湘部师长王陵基扣留，刘文辉亲往重庆与刘湘交涉而毫无结果。刘文辉也还以颜色，暗中以巨款收买刘湘所部师长范绍增和旅长蓝文彬，并命令驻江津所部切断重庆粮道。刘文辉之兄刘文彩还收买刺客，企图暗杀刘湘。这些冲突表明，二人的矛盾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
二刘各拥军十余万，兵力不相上下。川内其他军阀如邓锡侯、田颂尧、杨森、李家钰、罗泽洲、刘存厚等人，各有兵力或四、五万，或一、二万，单独皆无力与二刘中的任何一方抗衡，但他们合起来近十五万人，无疑就成了二刘均势天平上起作用的砝码。在以前的战争中，连战皆败的杨、李、罗等部，防地尽失，兵力大损，此时寄于刘湘篱下，自己无力再战，却极想挑起二刘之战，以便依靠刘湘从刘文辉手中夺回防地。刘存厚偏处川东北一隅，防区紧挨刘湘地盘，自然看刘湘脸色行事。而最能举足轻重的是邓、田两部。邓锡侯外号“水晶猴子”，以老谋深算著称，时拥兵四万多人，驻在成都。田颂尧外号“冬瓜”，拥兵5万多人，司令部设在三台。邓、田与刘文辉同属于“保定系”，在1925年之后，三人同驻成都，对外高唱“保定系团结”以自重。后来，随着刘文辉实力的增长，逐渐超过了邓、田。刘为进一步扩大自身力量，对自己的盟友大挖墙脚，并试图兼并邓、田两部。1930年夏，刘文辉收编了田的教导师之一部；1931年春，刘又诱田部副旅长寇澄清率部附己。刘文辉还用金钱大力收买邓部的师旅长。这使得邓、田深感自身岌岌可危而对刘文辉痛恨不己，二人遂相依为命以图自保，并欲联合刘湘。1931年，田颂尧派出代表赴渝面见刘湘，表示愿意与之联合对付刘文辉，刘湘当然求之不得。双方几经信使往来，终于结成了反刘文辉联盟。
刘湘在准备对刘文辉的进攻时，也从蒋介石那里得到了支持。在国民党新军阀的几次混战中，刘湘始终站在蒋的一边，并曾出兵相助。而刘文辉则不然，他数次与反蒋派结盟反蒋。蒋介石对二刘的爱憎也可想而知。1932年夏，刘湘把解决刘文辉的计划转交蒋介石，正在江西剿共的蒋亲笔复函，对刘湘备加慰勉，批准他便宜行事。
刘湘内有同盟，外有靠山，终于下定进攻刘文辉的决心。1932年10月1日，刘湘指使驻武胜的罗泽洲首先发难，向驻南充的刘文辉部打响了第一枪，从而揭开了二刘大战序幕。
战争一爆发，刘湘即派唐式遵为东路军总指挥，潘文华为南路总指挥，王瓒绪为北路总指挥，分三路向刘文辉进攻。刘文辉亦分头防御，并在防区内布置了五层防线。战争初期，由于刘文辉部防线过长，南北绵亘数百里，兵力分散难支，故战不几日，刘文辉即主动后撤，退守沱江防线。11月18日，刘湘军越过沱江，数路围攻泸州。泸州位于沱江与长江交汇处，为川南军事重镇，易守难攻。刘湘军几次进攻都未能得逞，遂采用武力威逼和金钱收买两手来对守城的刘文辉部两个旅长。守军见救兵不至，孤军坚守困难，表示愿意接受改编。11月底，刘湘进驻泸州。
泸州战役正在进行时，刘文辉部在四川省会成都又与田颂尧发生了激烈巷战，即所谓“省门之战”。11月14日，田军联合邓军黄隐部(打着田军旗号)进攻城南红牌楼一带刘文辉驻军。由于刘文辉早有布置，田军大败。后双方在四川大学所在地皇城的煤山以及兵工厂、簸箕街等地激烈争夺，兵员死伤甚巨。
几经争夺之后，田部不支，经圆滑的邓锡侯从中调解，双方罢兵。刘文辉因急于要与刘湘决战，乃请邓代他守成都。
省门之战一结束，刘文辉又匆匆赶到眉山，并在此建立司令部，筹划在荣县、威远一带与刘湘的决战。12月10日，战斗全面展开。刘文辉一开始就以凌厉之势向刘湘进攻，双方在此麋集数万重兵，激战五天，死伤上万人。刘湘军全线失利，处境极为不妙。为防止刘文辉乘胜直捣重庆，刘湘采取了三项紧急措施：一是派刘文辉的亲家杜少棠持他的亲笔信到眉山向刘文辉请和；二是致电邓锡侯、田颂尧，请其迅速出兵抄刘文辉后路，以免同归于尽；三是加紧对刘文辉部将进行收买分化。这三招果然奏效：邓、田立即出兵摄刘文辉之后向仁寿、双流、温江等地进攻；同时，刘文辉部旅长陈鸣谦阵前倒戈，投向刘湘。局势突变，刘文辉优势顿失，只得同意刘湘的请和。双方于1932年12月21日签订了停战书。
在与刘湘停战之后，刘文辉立即回头来对付抄其后路的邓、田两部。刘深恨邓锡侯“背信弃义”，本想用计扣邓，但邓先走回避。1933年5月9日，刘文辉突入邓的防地温江，两军在郫县、灌县一带发生激战，邓军退守毗河待援。毗河是成都平原上一条大灌溉渠，邓军为了便于防守，将毗河源头都江堰上的分水马槎砍断，把外江的水引入内江，以使毗河水位升高，阻止刘军渡河。刘军则用水雷去炸毁飞沙堰，把内江的水泄入外江以降低毗河水位。由此造成了内外江水量失调，使正在栽种水稻的农民损失甚大。
刘文辉本想凭借自己兵力上的优势迅速打败邓军，但事与愿违。由于刘军多属挖墙脚方式得来，人数虽多，内部凝聚力不强，使刘文辉军屯于毗河边一月有余不能取胜，内部且潜伏着严重危机。
刘、邓两军的长期对峙给刘湘造成可乘之机。5月26日，刘湘、邓锡侯等在乐至召开“安川会议”，决定联合向刘文辉反攻。6月6日，刘湘军西进，田颂尧也由川北抽调军队进攻刘文辉。6月下旬，刘文辉与刘湘血战于荣县、乐山之间，刘湘军连战皆捷，邓锡侯亦反攻毗河，夹击成都。刘文辉两边应战，疲于应付，被迫撤出成都，退守岷江防线。8月，岷江防线被突破，刘文辉退守雅安，凭雅河防守。联军环攻雅安，刘文辉不能支持，再向西康一带撤退。康藏地区高寒贫瘠，将士多不愿前往，刘文辉的主力师长冷寅东、夏首勋、张志和等辞职离队，部队大部为刘湘收编，陈鸿文师归还邓锡侯，刘文辉只率残部两万余人退往汉源。
有道是“盗亦有道”。四川军阀在长期的混战中似也形成了独特的游戏规则——胜者对于败者往往不是斩尽杀绝，只要对方俯首称败，一般都准予保留一定实力。刘湘达到削弱刘文辉的目的后，为了保持四川军阀内部的平衡和顾全叔侄情面，在刘文辉的大哥刘升廷的调停下，他下令停止进攻，并将雅安、荥经、天全、芦山、宝兴、名山、洪雅等县划作刘文辉的防地，刘文辉遂得以回驻雅安。至此，刘湘达到了独霸四川的目的。
刘湘刘文辉叔侄之战，是四川军阀四百多次战争中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一次混战，也是川内的最后一次大战。战争自1932年10月起，到1933年9月止，前后近一年，战地绵亘川西、川北、川南数十县，动用兵力30余万人，四川大小军阀几乎全部卷入。这次战争死伤兵员、百姓数以万计，损失财产无数，给四川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二刘之战的结束，标志着四川军阀混战的终结。
(责任编辑 吴 思)
中国历经两千多年封建社会，曾经有过一千多座县衙。随着历史的车轮向前辗动，一座座县衙灰飞烟灭，内乡县衙成了我国目前惟一保存完整的县级政权衙门。它以特定的历史内涵、翔实可靠的文物史料，形象地揭示了封建社会县级政权机构的真实面目，被海内外誉为“神州大地绝无仅有的历史标本”，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如今，内乡县衙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了大批党政领导、专家学者和中外游客，以及影视剧组。党和国家领导人朱基、李岚清和李铁映等先后到此视察。
从河南省西南部中心城市、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南阳市西行六十公里，到内乡县城中心，风格独特的内乡县衙建筑群便展现在您的面前了!
内乡县衙始建于元朝大德八年(公元1304年)，历经元、明、清三个封建朝代。现存建筑为清朝光绪年间钦加同知衔正五品知县章炳焘主持营建。
1984年，国内惟一的县衙博物馆——内乡县衙博物馆成立。两年后，县衙在进行修葺保护后对外开放接待游客。
内乡县衙主要建筑物有序地排列在一条南北中轴线上。
紧临内乡县城东大街北边，是一座高大的斗拱式牌坊——宣化坊。这里是知县宣讲圣谕、乡规民约，教化百姓的地方。与宣化坊隔街相对有照壁。
穿过宣化坊，即为县衙大门(三间)，两边有“八”字墙，明间的额坊上置匾书“内乡县署”(清代县级政府自称县署)，东梢间中墙前置“喊冤鼓”，是告状人击鼓鸣冤之处。
大门内甬道东西两侧分别有寅宾馆、衙神庙、监狱和狱神庙等。
甬道中段为仪门(三间)，但仪门之正门并不常开，而以山墙外设旁门，东侧称“人门”，是供人经常出入之门，故经常开着；西侧称“鬼门”，只有处决死囚时方打开此门拉出去行刑，故经常关着，人称“鬼门关”。仪门是县衙的第一道礼仪之门，凡新官到任或迎接同级、上级官员到仪门前，县官僚属整冠出迎到仪门外；大堂如有重大庆典、礼仪活动，审理重大案件方大开仪门，让百姓人等从中而入到大堂参加庆典或观审。
仪门之内跨甬道有戒石坊，向南刻“公生明”三个大字，向北刻“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铭文十六字。
戒石坊东西两边为县衙的职能办事机构——吏、户、礼、兵、刑、工六房，与仪门形成“外衙”的第一进院落。
戒石坊之后便是大堂、二堂、三堂这三大主体建筑，三者均面阔五间。
大堂置匾书“内乡县正堂”，位于整个建筑群的中心，是县衙最主要的建筑，建在台基上，高大壮观。大堂中央置暖阁，设知县公堂，公案上放文房四宝及红、绿头竹签(即刑签、捕签)等审案所需之物。正面屏风为可供开启的扇(供重大礼仪活动官员穿堂而过之用)，上绘“海水朝日图”，屏风上挂“明镜高悬”匾。阁前地坪上珍存有两块跪石，东为原告石(方形)、西边被告石(长方形)。暖阁左右陈列有县官的仪仗青旗、蓝伞、青扇、桐棍、皮槊、肃静牌以及官御牌、堂鼓、刑具等物。
大堂是知县发布政令、举行重大典礼和公开审理大案要案的地方。东西梢间为堂事房和招房(记录堂谕口供)。
穿过大堂入宅门(亦称屏门)，向北即为二堂，该堂除无暖阁外，结构大致同大堂，公案左右放置板杖之类的刑具。这里是知县预审案件和大堂审案时退思、小憩之所。
二堂及其厢房、宅门形成“外衙”的第二进院落。宅门位于大堂之后，是衙门的咽喉之所，前置板门，后置扇门，为二堂之屏障，故也称屏门，只有新官上任或迎接同级、上级官员到此方可打开，从中心通过。屏门上方置匾书“天理、国法、人情”，意为施政办案要顺应天理，执行国法，合乎人情。
二堂之后为一过渡的天井院，正面为设有垂花柱的穿廊三间，中设内宅门，东西厢房为知县的幕友钱谷、刑名师爷(知县称其为“夫子”)办事之处，故称刑、钱夫子房。
三堂是仅次于大堂的主体建筑，是知县内邸，是接待上级官员、商议政事和办公起居之所。有些案件事涉机密，亦在三堂审理。明间设神主橱，东二间为接待室，西二间为知县的起居室(梢间)、更衣室(西次间后部)。
三堂左右为东西花厅院，是知县的眷属居住之处。三堂后为县衙后花园，是知县与其眷属消闲及县官回避政事之处，故有亭曰“兼隐亭”。
内乡县衙还留下了不少文人墨客的佳联，如大堂前檐的楹联曰：“欺人如欺天，毋自欺也；负民即负国，何忍负之。”三堂门前两柱上书写：“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
内乡县衙建筑群融汇了我国南北方建筑的文化艺术风格，也体现了封建社会的森严等级。内乡县衙为我们留下了中国封建社会县级政权衙门的实物标本和历史见证。
(责任编辑 吴 思)
《晏子春秋·外篇第七》中记载了一段晏子作官的故事。晏子(名婴，卒于公元前500年)是与孔子同时代的齐国贤臣。
故事说，齐景公派晏子去东阿当领导，在晏子领导东阿的第三年，齐景公把他召回来训斥了一顿。齐景公说：“我还以为你挺有本事呢，派你去治理东阿。现在你竟把东阿给我搞乱了。你回去好好反省反省吧，寡人要狠狠处理你。”晏子的态度极好，立刻表示改正，他说：“请允许我换一个办法治理东阿，如果三年治理不好，我情愿以死谢罪。”齐景公同意了。
第二年，在晏子上来汇报税收工作的时候，齐景公迎上前去，祝贺道：“好极了!你治理东阿很有成绩嘛!”
晏子回答说：“从前我治理东阿，后门全部关死，贿赂根本就没有。池塘里的鱼都造福穷人了。那时候老百姓没有挨饿的，而您反而要治我的罪。后来我治理东阿，大开后门，大行贿赂，加重老百姓的税赋，搜刮来的财富不入国库，都孝敬您左右的人了。池塘里的鱼，也都入于权贵之家。现在东阿的老百姓有一半在挨饿，您反而迎上来祝贺我。我这人傻，治理不了东阿。请您准许我退休，给贤能的人让位。”说着连连磕头，请求退职还乡。齐景公听了，从座位上走下来道歉说：“请你一定勉力治理东阿。东阿是你的东阿，我不再干涉了。”
分析这个故事，我们至少可以发现三个要点。第一，晏子初期不媚上不欺下，实行了一套合乎仁义道德的政策；第二，晏子后期欺下媚上，实行了一套竭泽而渔的政策，这是只做不说的潜规则；第三，合乎仁义道德的政策顶不住巨大的压力，被迫向潜规则转变。这三个要点构成了一个堪称经典的变迁模型。读读中国历史，这类变迁总是在人们的眼前晃来晃去。为了识别方便，我干脆给它起个名字，叫作“晏氏转型”。
在《晏子春秋》这本书里，晏子治东阿的故事先后讲述了两遍，上面引用的那个版本是在“外篇”里讲的，还有一个版本是在“内篇”里讲的。在内篇的版本里，晏子刮穷了百姓，喂足了权贵之后，齐景公将晏子召回嘉奖，同时还让晏子介绍一下经验——你是如何取得如此巨大的成绩的。于是晏子向齐景公分析了前后两种政策所涉及的利益集团及其利害关系。听听这位贤人的分析，我们可以找到“晏子转型”——仁政堕落为苛政的压力来源。
晏子对齐景公说：过去我治理东阿，堵住小路，关紧后门，邪民很不高兴；我奖励勤俭孝悌的人，惩罚小偷坏人，懒民很不高兴；我断案不偏袒豪强，豪强很不高兴。您左右的人求我办事，合法我就办，不合法就拒绝，您的左右很不高兴；我侍奉权贵不超过礼的规定，权贵们也不高兴。邪民、懒民、豪强这三邪在外边说我的坏话，您的左右和权贵这二谗在里边进我的谗言，三年内坏话就灌满您的耳朵。
晏子说，后来我小心地改变了政策，不堵小路，不关后门，邪民很高兴；不奖励勤俭孝悌的人，不惩罚小偷坏人，懒民很高兴；断案时讨好豪强，豪强们很高兴；您的左右求我办事，我一概答应，您的左右很高兴；侍奉权贵超出了礼的规定，权贵们很高兴。于是三邪在外边说我的好话，二谗在里边也说我的好话，三年内好话就会灌满您的耳朵。其实，我过去招致指责的行为才是应该奖赏的，我现在招致奖赏的行为正是应该惩罚的。所以，您的奖赏我不敢接受。
晏子把讨厌仁政、喜欢苛政的人分成了两大类：一个是民间的“三邪”，另一个是统治集团内部的“二谗”。这两类人的利益所在决定了他们的好恶，而他们的好恶关系非常重大。
统治集团内部的人，控制着通向以暴力组织为后盾的最高权力的信息渠道，他们是齐景公的耳目。晏子实际上干得如何并不要紧，要紧的是信息渠道中传上去的是恶言还是美言，在正常情况下，他本人的命运便是由此决定的。作为信息通道的把关人，二谗在晏子面前碰壁，愿望没有得到满足，预期中的利益未能实现，积攒了满腔怨恨，自然不肯传达有利于晏子的好话，也不肯拦截诋毁晏子的坏话。如果实在听不到什么坏话，我想，只要有机会，他们一定也愿意编造出一些谣言。更何况民间还有三邪存在，不愁听不到坏话。
民间的三邪，是有能力也有愿望与二谗勾搭的人。二谗接触的几乎都是这些人。二谗吃他们的，拿他们的，听他们的，在信息通道中传递他们的意见。因此他们在政界的嗓门格外大，就好像现代政治中强势的“院外活动集团”。晏子得罪了这个集团，自然要成为他们游说攻击的目标。
那么，从仁政中受益，在苛政中受损的普通老百姓呢他们自然是支持晏子的，可惜，他们的力量太弱，声音太小。他们的赞赏不能使晏子升官，而三邪二谗却可以。他们挨饿并不能让晏子丢官，而三邪二谗却能够。这些老百姓，按照马克思的比喻，就好像是一麻袋毫无组织的土豆。零散的土豆无力保护自己的利益，需要高高在上的皇帝代表他们，赐予他们雨露阳光。
按照马基雅维里的分析，这些土豆不仅能力不足，热情也不够。在晏子建立的理想秩序中获利的老百姓，他们怕三邪二谗，也不相信理想的秩序能够推行到底。相反，三邪二谗却热情十足，利用每一个机会向晏子进攻。当然，我们也不好抱怨老百姓不够意思，说他们胆小怕事。如果把晏氏转型中的所得所失分摊到每一个老百姓的头上，在每次转变造成的新增得失中，每个人确实摊不上多少。他们犯不上为这一点东西冒险招惹政府官员。而分摊到三邪二谗的头上，每个人得失的份额都足够多，足以激发起大家高昂的热情。总之，老百姓不如三邪二谗的政治热情高昂，这是有数学计算上的根据的。
双方的热情和影响力的差距如此巨大，如果不谈道德操守，仅从趋利避害的角度看，行政官员何去何从已经命中注定了。要彻底改变这种命运，只好从根本上改变专制官僚体制的利害格局。